一、一體化的原點：元概念的界分及關系接榫
一體化是整體性的一體化，體現為在關系網絡中追索整體性的研究理路。要研究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議題，就要整體性地研究兩者的關系。究其實，先要界分兩個核心概念：兒童文學和現當代文學。更確切地說，兩者的一體化夯實于各自清晰的概念特性的基石上。辨析一組概念，異與同都不容偏廢。僅有異或同的比照卻無法形成張力，更遑論一體化了。類似于分科立學的理路，兩種文學類型各自概念的獨特性構筑了邊界，從而規避了用一個概念覆蓋或取代另一個概念的褊狹。換言之，中國兒童文學之所以能與現當代文學存在一體化關聯，其理論前提在于兩者的類同性及差異性。沒有類同性就沒有對話、貫通的可能。兩者的類同性體現在百年新文學體系中的同源、同質與同向性。沒有差異性的類同往往容易喪失各自的自主性，進而銷蝕這種一體化的理論基礎。從學理的層面看，界分是確立概念內涵與外延的方法。想要探析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先要弄清楚兩者在整個新文學系統中的身份，從而在厘清概念的前提下展開一體化的關系學研究。
從表面看，兒童文學元概念的獨異性體現在兒童這一觀照對象和閱讀主體上。相對于成人，兒童是人的初始階段，也是成人曾經歷但始終無法返歸的生命狀態。因而，“兒童”是探究兒童文學的原點。圍繞著“兒童是什么”“誰的兒童”“哪個兒童”所展開的討論，都對兒童文學概念的界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需要明確的是，這里的“兒童”首先應該是具有獨立主體的人，具有兒童之為兒童的屬性。否則，就無法標識其為“兒童”，完全可以用另外一個詞匯替代。既然兒童是獨立且獨特的生命體，那么書寫或表現兒童的文學也應該是獨特的。由兒童的獨特性推衍出兒童文學的學科屬性是符合邏輯的。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兒童文學概念中還內含著另一個關鍵詞“文學”。這樣一來，兒童性與文學性的關系也成為需要辨析的理論議題。按照一般的理解，兒童文學中文學不是無邊的、泛化的，它受控于兒童這一思想或價值主體。為了表現和服務兒童，文學的思想和語言都要服膺于兒童的獨特性。不可避免的是，文學的自主性也因這一描述性邏輯而隱藏著危機。在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化的歷程中，文學性的表達需要思想的牽引，作為思想資源的兒童性也借此獲得了合法性的條件。無論是“寫兒童”還是“為兒童”的文學，都因兒童性的過剩擠壓了文學性，而衍生出思想性與文學性的緊張關系。拋開兒童性與文學性誰先誰后的問題，單就兒童文學概念的整體性看，如何理順“兒童的”與“文學的”內外兩面的語法關系，關乎兒童文學創作、理論與批評的一體化。兒童文學是文學的子類，自然不能脫逸文學普遍性的要求和規范?？v使兒童性或思想性異常強勢，但也不能忽略文學本身的自主性及反抗性。這種反抗性的動力源恰恰來自思想意識形態的擠壓，它保障了兒童文學的文學性不會離場。確立了兒童文學的文學性后，探究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就順理成章了，兩者關系的討論是在文學的層面展開的，落腳于文學門類的關系比較。不可諱言，學科化是現代知識生產的必要環節，要確認學科的合法化首先應界定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為了給兒童文學尋找科學的理據，有研究者立足于人類文學大系統的結構，從消費者的角度析離出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分類結構。這種界分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從生產與消費的鏈條中確實能窺見兩者的差異性。但從接受者的角度來界分仍有問題。畢竟兒童文學的消費者不限于兒童，而成人文學的接受者中也可能有兒童讀者。要界分概念還是要返歸兒童文學發生的歷史語境，從兒童文學的內在結構肌理來廓清概念。
由于兒童文學缺乏古代的傳統，其發生具有鮮明的寄生性，先驅者力圖將兒童文學從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門類中分離出來。這種分離實質上就是一種界分，是兒童文學學科化的重要步驟。在討論學科界分與跨學科的關系時，朱自強以周作人的實踐為例指出，“如果在一開始就不對兒童文學進行‘跨學科’研究，恐怕不可能指向科學、正確的兒童文學‘學科界分’”［5］。在他看來，學科界分與跨學科之間不是一先一后的邏輯關系，跨學科意識一開始就存在于學科界分之中。但從其前述觀點看，他遵循的仍是一先一后的邏輯關系，只不過他將兩者先后的順序顛倒過來。簡言之，從跨學科到學科界分是一種先融合再分立的理路，而從學科界分到跨學科則是一種先分離再融合的路向。兩者的先后關系因人因時而變，并不恒定。不論何者為先，只要有利于兒童文學概念的澄清及學科自主，就都具有合理性。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可以化用上述學科化的界分方法。
從學科歸屬看，在很長的時間里，兒童文學是歸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這種劃分實際上將前者視為后者的附屬形態。既然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探討兩者一體化的關系似乎就沒有必要了。對此，貝塔蘭菲論定整體與部分關系的看法可說明這一問題：“復合體的特征與元素特征相比是‘新的’或‘突然發生的’?！保?］（P46）之所以是新的或突然發生的，其中內隱著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意涵。如果是一種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那么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一體化關聯就缺乏必要性，只需要在整體的譜系中歸類、定位即可。事實上，現當代文學并不等同于兒童文學與非兒童文學之和。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有同源性，但并不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更進一步說，兒童文學既不是現當代文學的副本，也不是現當代文學的縮小版，而是具有本體性價值的文學門類。具體而論，這種本體性體現在思想和語言兩個層面上。從思想本體上考察，兒童文學并不排拒百年中國的重大現實議題，尤其是在新文學的整體推進下，當兒童文學成為“兒童問題”之一［7］（P418），并上升為“中國問題”時，它就被納入現代人學系統之中，與現當代文學一道并行不悖地推動“為人生”的現代工程。在該過程中，兩者的思想資源、運思方式、話語表達和藝術技法同中有異。從語言本體上看，兒童文學并非現當代文學的簡化、淺化，以淺易表現深刻恰是兒童文學語言的特質。
與現當代文學語言相比，兒童文學語言的特殊性體現在“誰來言說”與“如何言說”的關鍵點上。盡管都使用現代漢語作為語言工具，但兩者的語言風格、語體形態都存在著差異。一旦以特殊性來標示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界分，兩者的一體化聯結就具有了尊重主體的理論自覺。沒有差異的融合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主與從、整體與部分、中心與邊緣的關系隱含了決定論或一元論的屬性定義，容易斬斷一體化的基礎，無法實現真正的對話融合。當然，如果將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視為兩個無法切近的概念，那么想要實現一體化也只是徒勞。在當前的學術界，可能不再有人將兩者絕對化地割裂，但兒童本位觀所制造的兒童文學本位主義仍值得警惕。那種固化兒童文學的做法不僅阻滯了一體化協同，而且也銷蝕了兒童文學的本體特性。從本義和性質看，中國兒童文學是一種現代的文學，也是一種民族性的文學，它與現當代文學同構了“文化共同體的新倫理”［8］。中國古代沒有自覺的兒童文學，中國兒童文學實質上是“現當代兒童文學”的另一稱謂。于是，就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既然古代沒有自覺形態，兒童文學何以在“五四”時期橫空出世？這一問題看似只關涉古已有之還是現代生成的論爭，實質上卻與兒童文學的性質及與現當代文學關系接榫的議題更為相關。與西方兒童文學無異，中國兒童文學也是一個現代概念，其發生源自兒童這一現代概念的綻出。兒童的發現是一個現代裝置，它驅散了以往兒童主體性被抽空的陰霾，兒童重新回到兒童本有的位置?；谥R觀及現代文學制度的重建，兒童也成為一種現代知識，納入了現代中國人文學想象的意識之中。
從這種意義上說，有關兒童的知識論和“人的發現”一樣，都是現代的產物，凸顯了“兒童”觀念之于兒童文學的特殊意義［9］。然而，“兒童”又是一個充滿歧義的概念，立于不同的語境、出于不同的主觀意圖都會使其語義詭譎多變。兒童到底是“發現”還是“發明”出來的？兒童是從方法論還是價值論的角度來判定的？兒童的產生到底是建構的還是本質的？兒童又是如何變成了歷史的主題？這些關涉兒童概念的疑問最終都指向了“兒童文學”概念的本體，進而制導了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困境。吊詭的是，這種兒童觀念并不存在兒童那里，而是專屬于成人。換言之，兒童觀是成人的兒童觀，它關乎兒童本體，但又脫逸于兒童自身的思想。由于兒童的緘默，成人的兒童觀就無法單純地指向兒童，加之兒童文學不是兒童自己創作的文學，兒童文學的思想和藝術不可避免地銘刻著成人的鮮明印記。于是，在成人思想的容器里，兒童只能淪為“一個空泛的概念，有效地沉默”［10］（P47）。但是，成人的話語權利也是有限度的，完全無視兒童必然會抽空成人本有的話語優勢，兩代人關于童年的對話才是保障兒童文學存在的基礎。因而，不管成人話語如何強勢，兒童文學都不會徹底掐滅兒童的聲音。這種結構生成了“真實的兒童既不會被‘發明’，也不會‘消逝’”的結果［11］。事實上，兒童這種“在卻非在”的缺失也隱含了“不在卻在”的張力。成人作家與兒童讀者的分立體現了兒童文學概念的特殊性，也因此保留了兩代人話語交互與轉換的可能性?？梢哉f，兒童文學的這種特殊性自成一體，在被現當代文學吸附的同時又拉開了距離?，F當代文學是一種現代性的成人文學，其結構內部沒有預留兩代人對話的空間，作家與讀者的界分也比較模糊寬泛。正是基于兩個概念的差異性，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一體化討論才得以開展，類同與界分的一體化實踐才能落到實處。
二、一體化的方法：在歷史化中的關聯與互動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發生均源自“人的發現”，它們是現代的產物，都屬于新文學的組成部分。這種同源、同質、同向的關系保障了兩者一體化研究的可能性。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觀念看似討論的是語言游戲的問題，但所內蘊的類同哲學可為一體化研究提供啟示。所謂家族相似，是指同一個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存在著諸多相似的特征。從與中國古代文學界分的角度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屬于新文學，是現代性的文學。頗為類似的是，中國兒童文學沒有古代的形態，其發生有賴于現代兒童觀的出場及現代文學的引領。同屬于新文學范疇，兩者具備維特根斯坦所謂的親緣關系［12］（P58）。借由這種彼此交疊的相似性構成了復雜的嵌入結構。當然，維氏“家族相似”的牽引力不止于傳統內，而延展于有著內在相關性的傳統之間。落實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關聯上，一體化是一種整體性的思維，其出發點是要超越靜止、孤立、片面地討論某一個文類的問題，在關系網絡中融通學科間的相似性，進而彰顯學科的自主性。然而，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論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工具，“對它的使用每一次都是當下的”［13］。這非常類似于詹姆遜的“永遠的歷史化”，在還原意識形態話語時，詹姆遜特別注重“現在”及“或然”，目的在于沖擊歷史絕對化與本質化闡釋的武斷［14］（P2-3）。
要找尋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家族相似，有必要在歷史化的鏈條中考察兩者的關系。兩者的一體化依循共在的歷史語境，在各自歷史化的進程中觀照兩者的一體化是客觀公允的方法。要在歷史化的進程中把握兩者的關系，必須先分而治之再統合融通。即先要分門別類地梳理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各自發展的歷史，尋繹兩者析離與融合的關節點及行進曲線，審思兩者迎拒、親疏關系背后的復雜緣由。這一繁復的探索實非易事，每一個步驟都要需要具備統合“隔”與“通”的意識?！巴ā敝饕窃趥鹘y內來考察兩者的親緣性，而“隔”則是基于情境變遷而體現出的兩者各自的特殊性。隔與通的先后秩序并不恒定，隨特定的歷史語境而變。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歷史化過程具有同構性，現代中國的百年發展歷程共構了兩種文學的歷史化背景?！鞍倌曛袊北尘暗耐恍詾閮烧叩囊惑w化創設了條件。在這一共同語境的制導下，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歷史化能整合于一體。立足于時代的同一性，兩者一體化的關系結構得以搭建起來。在各自發展的進程中，現代性的同一質素貫穿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這其中，現當代文學主要表現為百年新文學體系中成人文學形態，當然并不排除一些介乎兒童與成人之間的中間形態。兒童文學則是這一體系的兒童文學形態，它以其獨特“兒童”現代知識創構及在此基礎上的“新人想象”，而被納入了新文學的整體格局。通過新文學傳統的再造，現當代文學重塑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和語言形式，有效地傳達了“為人生”的時代主題。相較于兒童文學，現當代文學批評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更為緊密，其價值功用表現為，“文學不再是被動地因循社會變化而變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領和推動社會進步”［15］。
在發生期，兒童文學的先鋒性是非常鮮明的，尤其是在關注“兒童”及“文學”方面表現出一種有別于傳統的現代品格。與婦女和社會底層民眾相比，兒童是最具“新人性”的，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兒童作為新人的身份認同都更容易在新舊轉型的框架內找到理據。這種便利即杜傳坤所說：“兒童文學本身即為現代性中‘兒童’的一種生產與建構方式?！保?6］言外之意，在現代性的語境下，兒童文學不依靠身份政治就能直觀地表征其特有的新質。這不僅賦予了兒童文學育化新人的價值旨趣，而且在新文學所開創的現代民族國家想象傳統中與現當代文學合為一體?！白鳛槌扇说男氯恕迸c“作為兒童的新人”的歸并統合，拓展了百年中國文學“新人想象”的長度、寬度與高度。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兒童文學盡管是一個現代概念，但在傳達兒童話語時依然受限于其結構性的缺陷：兒童無法直接表達自己的意圖，要借助成人作家間接來表達。成人傳達兒童話語的好處在于能克服同代人表達的局限，兩代人話語轉換所延拓的視域遠大于同代人的自我言說。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文學的話語譜系中，現代作家兼治現代文學與兒童文學，兩種文學在他們那里是難以區隔的，很多的時候是互相借力的。譬如，在批判舊文化、舊思想、舊傳統時，文學革命者看中了兒童文學先天的革命性，從而將其視為推手來驅動思想啟蒙。同時，新文學雜志開設兒童文學專欄，為兒童文學發生鼓與呼。兩者的雙向發力，極大地促進了文學革命的一體化進程。在革命、啟蒙與戰爭等語境下，兩種文學的聯手與合作非常密切，其對于現實人生的審思及中國新文化創造的共同性異常明顯。即使是在“后革命”語境下，可能存在著兩者不同步的現象，但其聯動也沒有停歇。割裂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性是沒有科學依據的。那么，隨著專業專職的兒童文學作家的出現，是否意味著這種一體化結構就會解散呢？答案是否定的。兒童文學從來都不是“真空的文學”，盡管幻想類兒童文學作品吸引了廣大的兒童讀者，但這類中國幻想兒童文學從未割裂與社會生活的關聯。兒童文學的幻想性不是憑空產生的，其與現實的關聯始終存在。
在時代同一性與文化共通性的召喚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就此生成。這種現實的吸附力凸顯了兒童文學的中國性，這是中國文學在融入世界文學過程中自生的一種民族性的機制，也是抵御異域文化沖擊、侵蝕的內源性力量。與現代性粘連、演化的民族性，也是考察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的重要概念。從語言到思想、價值，中國現當代文學都迥異于古代文學，兩者的發生都有賴于西方現代思想的傳入。當然，這種新文學的現代性不是西方現代思想的橫向移植，也不是對中國陳舊思想的簡易改良，而是先驅者站立于民族性與現代性的雙重視點上的全新創造。對于“沖擊—反應”的現代性模式，列文森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里外來文化的影響無非是豐富了文化的詞匯，但到了近代就可能直接改變中國的文化傳統［17］（P8-9）。應該說，現代知識分子對于域外思想的借鑒是保持著戒備和警惕心理的，民族性標尺的確立使其無法完全改變中國的文化傳統。在這里，列文森的聚焦點主要停留在西方沖擊的源頭上，但對于中國的回應關注不夠。到了柯文那里才將關注點從外部拉近至中國歷史的內部，其《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列舉了費正清、列文森師生輕視“內部因素作出的回應”所衍生的誤解［18］（P2-3）。只有將研究視角從外部轉向內部，中國文學的傳統及民族性的審思才能更為深刻。面對外部力量的沖擊，變革的熱望也更強烈，而越是急切想變革，越要倚靠民族性來錨定變革方向、抵御外來文化的入侵。中國文學的傳統是一個動態的整體性的形態，思想傳統的新舊變革、語言形式的現代轉換是這種整體性歷史的具體展開。擱置古代形態或者掐斷民族性的源頭，都無法完整繪制中國文學傳統的圖景。與現當代文學無異，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發展的動力源自內外兩種資源。就內源性因素來說，中國古代盡管沒有成熟且自覺的兒童文學，但其豐富的民間文學和口頭文學都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性提供了條件。
“五四”兒童文學的橫空出世看似是現代思想的召喚，但如果沒有傳統資源的改造轉換，中國兒童文學的面貌也不可能呈現出兼具民族性與現代化的復合樣態。譯介域外文化、轉換傳統資源來驅動本土文學的創生，是現當代文學和兒童文學現代化的共有經驗。所不同的是，兩種文學的資源取徑、轉換方式有較大的差異。在考察兒童文學的現代性時，也有這樣一種異聲：兒童文學是一種保守的文學。諾德曼就曾指出：“作為一種典范文學，兒童文學具有固有的保守性”［19］（P243）。對于兒童文學保守性的界定，諾德曼是從整體性、歷史化的角度出發考察的。在兒童文學誕生之初，兒童文學就以一種反向的方式審思資本主義制度而出現在兒童讀者面前，兒童文學文本中對“自然”“童心”的頌揚都隱含了對現代文明、理性主義的反思。中國兒童文學的現生一方面是“兒童”的發現、發明，另一方面亦有對這種現代知識的批判。于是，兒童文學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復雜的面影：一方面指向未來，另一方面又返歸過去。時間層面的前后矛盾確是兒童文學的獨特性所在，但這種看似緊張的關系不會撕裂文本的張力結構。除此之外，兒童讀者的接受水平也是需要特別考慮的。當然，考慮兒童讀者的接受水平并不能以放逐兒童文學的思想性為代價?；蛘哒f，保守的思想也不一定容易為兒童所接受。兒童文學不僅擁有多維的思想，而且還要傳達這些思想給兒童。因而，往后看的敘述方式和風格并不是兒童文學思想性不足的表征。相反，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依賴于現代思想的高揚。沒有兒童與成人的差異，就難有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分野。而制造兒童與成人差異的現代裝置是兒童本位觀。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劃定了界限鮮明的位與勢，兒童本位觀的出場有助于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界分，但現當代文學的現代新質與兒童本位觀之間并不決然對立，不能武斷地認為兒童本位觀劃定了兩者無法逾越的界限，進而阻礙其一體化的融通。除了基于共有的歷史化語境外，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聯結還需從作家的文學實踐中找尋。透過現代作家身份的多歧性能發掘其游走于兩種文學之間的心路歷程，從而開辟出交織著社會生活史與精神生活史的復合性路向。在專業兒童文學作家出現前，現代作家的身份是游離且多棲的，作家、批評家、學者、讀者混雜于一體。
由此產生了“作為作家的讀者”“作為讀者的作家”“作為學者的批評家”“作為作家的學者”等身份雜糅群體。不妨說，無法割裂多重身份也就意味著無法切斷兩種文學的聯系。更為復雜的是，很多現代作家是兼治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魯迅、郭沫若、茅盾、葉圣陶、張天翼、冰心等人的著述中流露出的“兩套筆墨”，就是這種身份雜糅的顯征。為了進一步探究這一現象，可再列舉兩例不太引人注意的學案予以說明?？蚂`的文學道路是從兒童文學起步的，據回憶，他15歲就積極向《兒童世界》和《少年雜志》投稿，處女作是兒童詩《月亮姑娘》和童話集《粉蝶兒的故事》［20］。學界對此關注不多，對于柯靈試水兒童文學也缺乏深入了解，如不是其“自述”，恐怕學界很難將其與兒童文學聯系起來?？蚂`童話集《粉蝶兒的故事》中《嫦娥和后羿》取材于中國古代神話，但沒有停留在白話文的轉述層面，而是將故事植入現代中國的情境，并注入時代精神，從而激活了傳統資源。許地山主要從事成人文學創作，但他也曾創作童話，其童話《桃金娘》取材于中國古代福建孤女金娘的民間故事，金娘為村民造福的故事經其口語化的改編后，深受兒童的喜歡。許地山的童話延續了其問題小說的風格，“處處又隱著許多問題”［21］，啟發兒童思考。此外，他還在譯介孟加拉國民間故事時發現了“野乘”這一故事類型，并根據特質推斷其向寓言轉換的趨勢。凡此等等，如固化作家身份，不能全面考察作家出入于“兩套筆墨”間的心路歷程，可能會遮蔽其思想的多樣性，進而誤讀文本的意涵。不言而喻，當現代作家帶著這種多歧身份從事創作時，一體化的嵌入也由此生成。葉圣陶的《稻草人》之所以被界定為小說童話，源于作家在文本中增添了兒童/成人的雙重內涵。文體的雜糅折射了作家多歧身份的猶疑、焦慮。葉圣陶“為兒童”與“為成人”的兩套筆墨，使得《稻草人》顯露出太真與太假的兩極震撼。其緣由在于葉圣陶對童話文體“失敗”的認知，及其一貫的問題小說整體局限所致［22］。
由此看來，文體雜糅只是表象，無力整飭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才是實質。這種左支右絀的痛苦，葉圣陶顯然不是孤例。老舍所謂“腳踏兩只船”的自喻可作如上觀：“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點不屬于兒童世界的思想。我愿與小孩們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這就糟了?！保?3］（P457）魯迅曾譯介域外兒童文學作品，撰寫了大量論析現代兒童觀的雜文，但在界定自己的創作身份時，他卻表明“我向來沒有研究兒童文學”［24］（P44）。與魯迅無異，茅盾對于兒童文學的貢獻是巨大的，但他也說：“我雖然寫一些兒童文學的評論，但是從來沒有寫過兒童文學”［25］（P39）。在這里，魯迅、茅盾的話不是簡單的自謙之語，而形象地闡明了其在學科純化與泛化中的兩難，他們無意貶抑兒童文學，但從側面也表明了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既明晰又模糊的界限。新中國成立后，兒童文學成為國家文學的一種類型。兒童文學作家也走上了專業化的行列。然而，新的文學體制卻并未改變專業作家的上述困境。第一代、第二代兒童文學作家自不用多說，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看似專治兒童文學，但他們也未擺脫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兩歧困擾。從他們接受的理論資源、學統來看，前輩作家給予他們的影響非常大，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在前輩作家影響的焦慮下成長起來的。
魯兵就曾坦言親炙前輩的上述苦悶與精神饑饉［26］（P266）。這樣說來，布魯姆“渴望置身他處”的觀念多少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27］（P9）。在歷史傳承和影響的焦慮下，兒童文學作家無法掐斷現當代文學這一近傳統的脈息。這種潛在的他者存在并不是壞事，在看似不純粹的文學觀念中卻增添了多元性的參照，這對其兒童文學創作無疑是有裨益的。新世紀以后，張煒、畢飛宇、馬原、阿來、徐則臣、趙麗宏等一大批當代作家嘗試跨界創作兒童文學作品，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姑且不論這種跨界的結果怎樣，但必須承認，由于角色與意識、創作風格與藝術方式的差異，這種跨界實踐必然衍生因“兩套筆墨”牽扯所帶來的不適感，甚至釀成創作失范、創新受挫的后果。具體來說，作家的不適主要集中在準兒童文學與準成人文學的地帶［28］。如何調適跨界后的身份轉變，處理知識結構的多元化與兒童文學的專業化是一體化研究的核心問題。在歷史化中審思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實質上是將兩者的關系進行學術化、范疇化和學科化。這種關系的歷史化不是兩種文學史的機械相加，而是在找準了兩者對話“錨點”后的互動及融通。這有效地遏制了胡亂的、強制性的聯系所帶來的混亂失序，從而在“歷史化的關系”與“關系的歷史化”中回歸新文學的本體。借用吳秀明敘述當代文學歷史化的觀念來說，這是以一種“后見之明”對兩者關系的歷史進行“再解讀”［29］。既然是“再解讀”，就不應滿足于“接著說”，而要“重新說”。當一體化的思想運作時，兩種文學的內在結構、術語、范疇、屬性也發生著或顯或隱的變化。這其中，影響兩者一體化的因素是動態語境中的“兒童”與“成人”的結構關系及現當代文學制度，而兩者一體化的實施又反作用于作家的文學生產，深刻地介入了百年中國文學參與現代中國文化創造的偉大工程。
三、補全一體化與主體性的學理邏輯
在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關聯研究中，一體化既是出發點，也是方法。本議題的重心在于，兩者的一體化不是一個“要不要”的理論預設，而是一個“怎么做”的實踐話題。一體化方法的啟用開拓了百年中國文學新的闡釋空間，質的生成意義大于量的增補。新文學整體系統中兩種文學的流動、碰撞、關聯、作用，凸顯了百年中國文學多元共生的文化結構。在不折損兩者學科特性的前提下，助益其彰明現代性質地和完整的文學面貌［30］。在這種方法的推動下，百年新文學的總體性特質因這種一體化的聯結而趨于明晰，更好地表述人類童年與成年的完整階段，提升了“全人”的道德意識與審美能力。然而，盡管一體化的意義重大，但它卻不能等同于兩種文學整體研究的終極訴求。一體化起到的聯結、統攝作用固然不容忽視，但其局限也依然存在。具體來說，這種局限主要體現在它無法替代和推演兩種文學各自的主體性。因而，在肯定一體化切近、聯結的作用時還要補全兩種文學各自的主體性。否則一體化的結果有可能還是一種文學對另一種文學的收編，最終在張力離場的情境下中止了兩者的一體化。一體化如果是以取消兩種文學的屬性差異作為結果，那么這種一體化不僅有違其初衷，而且也將一體化帶入自我本質主義的泥潭。殊不知主體性是一體化的前提，缺失了主體性的文學如何能實踐一體化的運作？在很長的時間里，兒童文學被誤讀為“小兒科”，在走弱的趨勢下逐漸走向自我封閉。這種自我本質主義放逐了兒童文學的主體性，更進一步說也否棄了其與現當代文學互通關系中的主體性。自我封閉的結果是關上了勾連現當代文學的大門，實際上也取消了一體化的聯動?；诖?，在呼吁“走出自我封閉系統”的同時［31］，學界也開始致力于兒童文學的學科拓展，這都有助于一體化的統攝及兒童文學主體性的回歸。伴隨著這種觀念的轉向，中國兒童文學的入史問題也被提上日程，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
這里的入史，不是兒童文學獨立成史，而是其如何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新世紀以來，學科觀念的更新引發了諸多關乎學科化的討論。關于華文文學、通俗文學、舊體詩詞、港澳臺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的入史問題也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在筆者看來，入史的標準是“同質性”。這里的同質既有文學新舊性質的考量，也有民族身份認同的判定。兒童文學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符合同質性的理據，但如何入史卻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對此，有學者將兒童文學的內容對應楔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各個階段，如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就采用這種方略［32］。不過，在整體性的格局中，兩種文學的合流也容易遮蔽其同步與錯位的發展軌跡。當然，另有撰史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最后突兀地放置兒童文學的內容，就顯得更不科學了。這種現當代文學加上兒童文學的大文學史，看似內容更為豐富，但卻是機械式的疊加，無益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結構的優化。就文學史結構而言，粗暴地做加法不是一體化的原初設想。
文學史涉及文學與歷史的關系，撰寫文學史要做到盡量客觀、真實。然而，客觀真實只是相對的概念，無法真正實現。原因在于撰史者的主觀敘述無法復現和還原文學事實，結果是“文學史能夠做到的只是取得共識”［33］。這看似接近卻無法達至客觀真實的狀態，留下的缺憾也成了重寫文學史的動因。對于中國兒童文學而言，撰史者對于“兒童文學是什么”與“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關系如何”的理解決定了其文學史敘述的方案。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初稿》、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錢理群等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文學史著中沒有兒童文學的身影，這可視為文學史家對于現當代文學主體性的一種體認，是其新文學觀與新文學史觀影響的結果。作為新文學的有機部分，兒童文學理應在整個新文學史中有一席之地，完全無視、低估兒童文學顯然沒有道理。問題是如何整飭兩種各具主體性的文學，重新設立秩序關系。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率先在新文學運動史中加進了上海四大兒童書局的出版狀況，開了在新文學史中論述兒童文學的先河［34］。盡管還缺乏一體化的意識，甚至將兒童文學置于“整理國故”的背景下，但這種創見性的匯聚、打通仍有引領意義。唯有同質才能入史，承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同質性就確立了入史的合法性。但是，這種入史不能遮蔽、折損、弱化兒童文學的主體性，否則兒童文學的身份必定是“寄居”和“游離”的。要擺脫這種尷尬的境地，仍需要重拾兩者一體化的意識，在歷史化的場域中形成有效的聯結。拋開入史的迷霧，尋繹中國兒童文學的百年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它具備獨立寫史的條件和基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種版本的中國兒童文學史層出不窮，雖不足以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等量齊觀，但其數量也不容小覷。無論是獨立寫史，還是選擇性入史，都應依循上述一體化的思路，都要顧及主體性的原則。
從根本上說，兩種文學史書寫都體現了撰史者關于“兒童文學是什么”或“兒童文學史怎么寫”的史識。這種史識是尊重中國兒童文學自主性為前提的，在承認兒童文學主體性時，圍繞元概念梳理兒童文學發展的脈絡，總結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不言而喻，中國兒童文學主體性的堅守并不否定現當代文學的主體性，而恰是在尊重現當代文學主體性的同時來審思兒童文學的主體性。從這種意義上說，一體化也是一種“互為主體”的思維方法。強調在一體化過程中兼顧兩種文學的主體性，是為了規避因外在語境、意識形態的先導作用對兩者關系造成的偏誤。這種主體性的確認有效地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研究從外向內轉，這對于沖破反映論的束縛，修復、回歸文學性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更為關鍵的是，在返歸文學主體性的同時，還強化了兩者關系中各自的學科自主性和文學主體性。從學術史看，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是新時期文學理論的一篇重要文獻。它提出了引入價值論的思路：“不僅肯定文學藝術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而且又肯定文學是基于主體需求的一種價值形態”［35］（P5）?？朔宋膶W反映論的弊端后，中國文學才得以獲致文學主體性。應該說，這種返歸文學自身的努力是對“人”和“文學”主體價值的高度肯定。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發展離不開政治、文化、思想等要素的推動。如果一味地強化人的精神主體性又會衍生弱化文學主體性的隱憂，而這顯然不是劉再復此文的本義。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提出后也引起了諸多爭議，問題的癥結集中在文學與政治、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的秩序上。無限主體或絕對自由所帶來的后遺癥迫使人們再度反思文學的主體性問題。經過論爭后，劉再復也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其中最為關鍵的認知是“主體性應該包括主體間性，這才是比較完整的理論”［36］。對于一體化的關系而言，提出主體性的思路是必要的，但這種主體性不能撤除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多元共生的基石。從關系學的角度看，在承認主體性的前提下重視關系主體的空間、話語、作用也是其應有之義。由是，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思路延伸也逐漸引起了學界的關注。
主體性與主體間性僅一字之差，涵義卻大不一樣。主體間性存在的前提是主體的復數化，單個主體無法構成間性。存在著不同主體后才有討論一體化、共通性的可能。搭建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主體間性，有助于從單邊向多邊的關系演進，其認識論也發生了新的轉換：認識一種主體能有效構成對另一個主體的認知，其依循的邏輯是從“我”到“我們”，這實際上又從主體性回到了一體化的基點上。兒童文學本身是一個具有主體間性的概念，內含著兒童與成人的對話溝通。兒童文學內生的“間性”是其他文學類型所不具備的，有別于成人文學的主體間性品格。不過，兒童文學這種品格的生成如果離開了成人文學的參照，其作為知識集的系統性、主體性也難以充盈。由此看來，即便兒童文學自帶主體間性，但其真正的主體性還要依靠他者的參照、互通，才能由“我”及“他”再達至“我們”的整體認知。概言之，一體化是主體性的一體化，主體性需要借助一體化聯動來賦義，這是一種良性的關系邏輯。這充分表明，系統性是一體化的樞機，導致雙向作用的關鍵是一體化與主體性歸并的系統生產功能［37］。在此系統化的運作中，兩者一體化的基本特征至少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整體性的特征。如將兩種文學視為一個“人學”整體，其一體化關聯勢必會聚焦人、社會、歷史等各要素的整體，而不至于成為脫離新文學主潮的單一個體。二是相互關聯的特征。要貫徹整體性的原則，就不能忽視不同要素、主體之間的聯系。對于兩種文學特征的概括不能片面地由其自身來說明，而要從兩者相互關系、相互影響的整體來揭示。因而，尋繹兩種文學互通的關節點、連結線至關重要。三是辯證融通的特征。兩種文學的一體化不是簡單的歸并、替代，而是在尊重各自主體性的基礎上進行會通，從而生成一種動態的機體，并在關系場中認知兩者各自的特征、規律。同時，一體化還會有主次的層級之別，這取決于研究者的立場、觀念與語境。當一體化涵納了主體性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多元共生結構就強化了整體性、辯證性的學理邏輯，這又可為百年中國文學的整體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論資源與話語視角。
作者：吳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