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論文范例

文化論文范文1

企業文化營銷的難點不在于形成一個較正確的企業文化和文化生命周期，而在于憑借直覺、職業判斷和某些科學根據，正確的創建（或革新）企業文化幷確定生命周期各階段的臨界點，制定出一整套的營銷對策，當企業文化陷入危機時能夠力挽狂瀾，拯救企業文化，開辟新通路。要使企業文化永葆青春，最有效的辦法是創新和發展，將開創期和穩定期的臨界點提前，穩定期和衰退期的臨界點無限期推后。員工是企業文化最直接的接觸者，他們的感受是對企業文化的價值或癥結的最直觀的反映。對企業員工而言，完全接受一種全新的企業文化是需要時間的，他們本身的觀念與企業文化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沖突。這種文化沖突有時能對企業正常運作造成極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在建立（或革新）企業文化時，如何處理臨界點，減少沖突，使企業文化和員工個人觀念以最快的速度融合，成為企業文化中急需解決的問題，從而導致企業文化營銷的產生。企業文化營銷是一種把“人”作為營銷活動的核心和組織的最重要的資源，把組織內外全體成員作為營銷的主體，圍繞如何充分利用和開發組織的人力資源，服務于組織內外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實現組織目標和組織成員個人目標的營銷理論和營銷實踐活動的總稱。其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滿足人的物質和精神等多方面的需要,實現人的才能的全面發揮和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建立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營銷是現代企業文化的新動向，其核心是尊重人，關心人、實現人的價值。這一核心驅動力無不貫徹于企業文化營銷的思想體系以及具體方法之中，因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時代，企業的自下而上發展之道就是這種核心價值觀的競爭。它激活了企業的整體競爭力，創建企業長久不衰的品牌，樹立文明健康的企業形象，形成獨樹一幟的企業文化。只有在理論上認識企業文化營銷的理論內涵，才能使實踐中的企業文化革新秉承企業文化營銷這種先進的思想?！　】v觀擁有強大企業文化的企業，如可口可樂、IBM、松下等，無不有其完整和獨特的企業文化，無不激勵著無數員工在產品質量和服務上精益求精，永不滿足，為企業品牌的暢銷世界做出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些企業的企業文化是否做到了文化營銷戰略，幷且完全適合員工呢？許多業績上的快樂會部分地被一些不快樂所抵消，這種內耗是否可以避免呢？本課題研究的企業文化營銷就是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方法。企業文化營銷的重心，要使企業有活力有生氣，幫助員工做出業績是對員工很大的激勵，員工工作中快樂、舒適的感覺通過轉化為快樂的情緒而對員工產生影響的，這樣有利于提高企業員工的凝聚力，群體的凝聚力越強，成員就越容易追隨共同目標，群體生產率也會有很大提高。因此，企業完全可以給予企業員工最大的權力，將企業文化的未來交到員工手中，由他們來創建和選擇最適合自己企業文化營銷。由員工自己來制定企業文化的內容和結構，然后交由企業營銷層完善和普及。這是一項創造性的活動，營銷人員應該做出適當的鼓勵和引導，提升而不要去扼殺員工的創造性。這就是企業文化的企業文化營銷。本研究將從關注企業員工的真實感受出發，深入研究企業文化和企業文化營銷的相關理論，創建員工最認同的企業文化營銷，分析企業文化營銷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時提出企業文化營銷體系構建的策略。

二、選題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過對我國企業文化的現狀和企業文化營銷對企業文化的影響進行研究與分析，為建立企業文化營銷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從而促進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秩序的規范和成熟和持續發展，同時提供了具有創建性的企業文化營銷的構建策略。

三、研究意義

本文的研究對于我國企業文化理論的豐富、企業文化營銷制度體系的構建和推動企業文化營銷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于解決企業文化中的現實問題，促進企業文化健康、持續、和諧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建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的構建策略，對于各個企業企業文化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豐富了企業文化的內容。

四、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外的許多學者都是把企業文化營銷和企業文化孤立起來去探討，沒有把企業文化營銷與企業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本研究將把企業文化營銷理論豐富到企業文化理論中去，建立基于企業文化營銷的企業文化，其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五、研究的新意

通過學習和借鑒國內知名企業企業文化營銷的成功經驗，建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對于各個企業企業文化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促進企業文化健康、持續、和諧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創新點：

（1）把企業文化營銷理論豐富到企業文化理論中去，對于企業的文化建設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2）建立了企業文化營銷體系的構建策略，解決了企業文化中存在的難題。

2.最終成果包括：

（1）獲得企業文化現狀分析報告一份；

（2）建構了企業文化營銷模式；

3.成果形式：

（1）畢業論文；

（2）發表的系列期刊論文。

六、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了實證分析與文獻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在對我國企業文化現在存在的問題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運用企業文化營銷和企業文化的相關理論，分析了我國企業文化營銷對于企業文化的深遠影響，探討了企業文化營銷建立的背景和形成的必然性，提出了我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構建的基本思路和具體對策。研究中結合典型的案例，采用了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七、研究計劃

本研究將從關注企業員工的真實感受出發，深入研究企業文化和企業文化營銷的相關理論，創建員工最認同的企業文化營銷，分析企業文化營銷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時提出企業文化營銷構建的策略。

八、研究條件

1、本校圖書館豐富的文獻資源和團隊較強的科研能力、較優良的科研設施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2、我的許多老師都是有過企業營銷經歷的一線教師，有著多年的營銷經驗、營銷意識，為我做好本課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文化論文范文2

作為一種文化表現形式的茶文化，伴隨著飲茶之風在英國社會的流行，以及英國茶文化的最終凝定表現出具有自我特色的文虎表現形式。我們在認識英國茶文化的特質時，必須將其置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語境之中。

“所謂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種實質或現象，它指的是一種客觀的海市蜃樓，緣自至少兩個群體以上的關系。這就是說，任何一個群體都不可能獨自擁有一種文化：文化是一個群體接觸并觀察另一群體時所發現的氛圍。”

英國人對茶的理解和認知是英國社會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同于中國、日本以農業文明作為經濟的基礎的文化形態，重視商業利益獲得的英國人對紅茶情有獨鐘。一方面，英國獨特的氣候條件使得的他們的社交活動往往限制在室內，貴族婦女往往借助文化沙龍和茶會結交各階層的社會人士；另一方面，英國人對茶的理解并非為追去共同的精神境界，而是細細的品茗中追求自我的精神享受，這也符合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商業文明。

對比中西方各國茶文化的表現形式，筆者認識到茶對于飲用他們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的人們而言，并非是一種生理層面的必需品，而是一種文化的媒介。正是借助于茶的橋梁作用，中國人從茶中獲得了文人雅士的風度和“茶禪一味”的境界，日本人則從茶中收獲的“茶道”的精神依歸，英國人更是從“英式下午茶”中找尋到了現實生活的伴侶。

英國人對于茶的理解也上升到文學的境界，不同于中國文人試圖在茶中找尋到精神的慰藉，英國人往往是直接表露對茶的熾愛。這是一種超越了歌頌、贊美的情感表達方式，也是一種傾訴詩人情感的表現。

二、結語

文化論文范文3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死锼孤膒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死锼孤饬x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死锼孤膬和瘜W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魻栍?891年創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魻栆欢ㄊ嵌匆娏诉@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會發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死锼孤?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死锼孤诮逃龑W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魻栒f:“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蛴變簣@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為兒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確實是發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涿兰~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現”兒童;“發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中國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發展軌跡。李贄的“童心說”思想還被視為異端的時候，西方已經為“發現”兒童準備好了思想的溫床。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以人為本”的觀念，在20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長期作為政治禁忌。(在20世紀80年代，“以人為本”的觀念以“人道主義”的名目出現，試圖克服極“左”政治所導致的種種“異化”問題，但立刻受到嚴厲的政治批判(雷永生《討論“人道主義”與“異化”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義與異化”大討論始末》，載《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7期)。進入新世紀后，“以人為本”時來運轉，被作為國家治理的基本方針寫入2004年憲法修正案，這就為中國的人本主義哲學的發展乃至為兒童研究合法性的獲得提供了政治保障，為在中國建設兒童本位的教育學體系創造了政治條件。中國當前太需要兒童研究了。近年來，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等機構積極倡議“兒童學”學科建設，就是對中國當前兒童研究之“時代精神”的呼應和應對。兒童研究的進展關乎中國教育改革所能達到的深度。如果中國的教育學(pedagogy，其原義是兒童教育學)試圖成功引領中國教育的現代化進程，就離不開兒童觀的現代化，而中國的兒童觀現代化則依賴于兒童研究，依賴于文學、藝術和各種傳媒來反映兒童研究的成就和新兒童觀的精神，以便讓現代兒童觀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影響全社會，并通過日積月累而將其沉淀為無意識文化心理，這就是“化民成俗”的功夫。如此這般，無論民間還是官方考慮兒童和兒童教育問題時，自然而然地，就是以現代兒童觀和現代教育觀為前提和起點的。到那時，應試教育、神童教育、揠苗助長式教育、單純把兒童視為政治改造和社會改造的工具卻忘記了兒童應當享有“目的”地位，等等，這些觀念或做法都會逐步銷聲匿跡。這就是老子講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到了這種程度，中國的教育改革便真可謂“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于是，新人(現代人)誕生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面貌將會為之一新。兒童研究或童年研究的意義絕對不限于教育學的現代化，它牽涉到整個文化乃至全部人文學科的現代化，牽涉到現代人的誕生、民族復興和理想社會的生成。

三、維果茨基的兒童學研究

鐘啟泉在《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發表了長篇論文《維果茨基學派兒童學研究述評》，聯系前蘇聯從“兒童學批判”到“兒童學復興”的歷史事實，闡述維果茨基學派兒童學研究的現代意義。維果茨基(1896-1934)是前蘇聯心理學家，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后傾注10年心血，在兒童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思維與語言的關系、兒童的概念發展、發展教育論乃至藝術心理學、精神病理學等領域展開研究，這些研究孕育了維果茨基學派的崛起。鐘啟泉用“氣勢如虹”這一說法來贊嘆維果茨基這十年研究其進展的凌厲、成果的豐富、影響的巨大(鐘啟泉《維果茨基學派兒童學研究述評》，載《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兒童學在西方興起后，前蘇聯也出現了一大批從事兒童學研究的學者，他們圍繞“作為整體系統的兒童”、“兒童觀中的發生性原理”、“兒童社會環境的考察”、“兒童學的理論性格與實踐性格”，展開了諸多論爭。不過，伴隨上世紀30年代斯大林文化專制主義的抬頭，聯共(布)中央從1931－1936年期間以一連串《中央決定》的方式，采取了“克服學校的根本缺陷”的改革步伐，旨在“加強學校教學中系統知識的傳授”和“強化教育理論戰線的階級斗爭”。1934年6月維果茨基因患肺結核病逝世，同年12月斯大林“大清洗運動”(肅反運動)開始。1936年，聯共(布)中央《關于教育人民委員部系統的兒童學偏向》的決定，發動了對20年代活躍的兒童學的批判———“兒童學是資產階級偽科學”，“解散兒童學研究的團隊”，“沒收兒童學教科書”，呼吁“馬克思主義兒童研究的科學創造”。于是，各大學停授兒童學課程，兒童學文獻毀于一旦。維果茨基被認定為“折衷主義者”，其著作遭到封存。由于“最近發展區”理論與兒童學大有干系，即便在斯大林個人崇拜受到批判后，他的有關兒童學部分的著作仍然無人問津，連貼近維果茨基學派的學者也退避三舍。1991年前蘇聯解體，其所有著作得以重見天日。20世紀90年代，隨著認知科學在美國的發展而形成了一股“維果茨基熱”，維果茨基遂被認為世界級學者(鐘啟泉《凱洛夫教育學批判》，載《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1期;鐘啟泉《維果茨基學派兒童學研究述評》，載《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以聯共(布)中央決定的形式來糾偏學校教育問題，全盤否定兒童研究，使得前蘇聯教育學最終淪為“中央決定的教條主義解釋”，造成了前蘇聯教育學研究者的“動脈硬化癥”，教育學成為重災區，“沒有兒童”的教育學甚囂塵上。

《蘇維埃教育學》雜志在整整20年后的1956年連續發表兩篇卷首語———《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兒童》(第8期)與《克服教育學中的個人崇拜的后果》(第9期)，公開主張“兒童研究的必要性”，“清除斯大林個人崇拜”。接著在第12期發表科斯鳩克《兒童的發展與教育的相互關系》的論文，揭開了聲勢浩大的“發展論爭”。這樣，“一大批維果茨基學派的兒童學者終于重新登上了兒童學研究的舞臺”。肇始于1936年的兒童學批判運動將維果茨基的發展理論作為批判的靶子之一。不過，維果茨基發展理論的核心思想及其方法論表面上被扼殺了，但在其后的20年間，以列昂節夫、魯利亞、贊可夫、加利培林、艾利康寧等學者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強力推進了維果茨基基本構想之下的具體研究，夯實了維果茨基學說的基礎，并且積蓄起強大的學術能量，終于在1956年爆發了以科斯鳩克的論文為主軸的“發展論爭”。這場論爭不僅覆滅了“沒有兒童”的凱洛夫教育學，而且大大推進了基于維果茨基的“發展—教育論”的兒童學研究。從1936年的“兒童學批判”到1956年揭開聲勢浩大的“發展論爭”。這是一次大逆轉。鐘啟泉稱此為“兒童學復興”。不過，維果茨基有關兒童學部分的著作直至蘇聯解體才得以重見天日，從這一情形來看，盡管1956年《蘇維埃教育學》雜志公開主張“兒童研究的必要性”，隨后“發展論爭”更使兒童研究的地位有所回升，但兒童學學科遭到禁止的聯共(布)中央決定并未解除，兒童學學科在前蘇聯時期被打入囚籠后始終未被解放出來。人們將維果茨基的兒童學研究總括為“發展-教育論”。“發展-教育論”包含心理發展的“文化-歷史論”與“教育主導論(最近發展區)”兩根理論支柱(鐘啟泉《維果茨基學派兒童學研究述評》，載《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在這里有必要談談對維果茨基“發展-教育論”的認識。通常將“文化-歷史論”當作維果茨基對兒童心理發展原因或動力的解釋，這是片面的。維果茨基曾對“心理”與“意識”進行區分。他認為心理既適用于動物，也適用于人，是人與動物共同擁有的，而意識只適用于人，是人所特有的最高級水平的反映形式(杜殿坤、高文《維果茨基．維果茨基教育論著選•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而“文化-歷史論”是維果茨基對兒童高級心理機能—意識—的形成機理的理論闡釋。在《學齡前兒童的教學和智力發展問題》中，維果茨基說得十分明確:“我們從一系列的研究中獲悉，人特有的并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揭示出來的兒童高級心理機能的發展過程，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過程。”接著，他將高級心理機能的發展的基本規律表達為:“在兒童的發展中，所有的高級心理機能都兩次登臺:第一次是作為集體活動、社會活動，即作為心理間的機能，第二次是作為個體活動，作為兒童的內部思維方式，作為內部心理機能。”(維果茨基《維果茨基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這段引文常被用來說明維果茨基“文化-歷史論”的具體內涵。不過，維果茨基此處所談的是兒童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非常獨特的過程”，并不是針對整體的兒童心理體系來談的。維果茨基并未用“文化-歷史論”來解釋兒童意識發展以外的其它非高級心理機能的發展。維果茨基在其論文《學前教學與發展》中，提出了兒童的“大綱”和教學的“大綱”兩個概念。維果茨基認為，3歲前兒童的教學(按教學一詞的廣義理解，就像平常所說的兒童在1歲半到3歲之間“學習”語言)的特點是，兒童“按照自己的大綱進行學習”，母親的教學大綱與兒童自己的大綱相比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寫道:“(平常所說的兒童在1歲半到3歲之間的)言語教學大綱是兒童自己決定的。這種類型的教學通常稱為自發型。在這種情況下，兒童學習語言與學齡兒童在學校學習算術是兩碼事。”(維果茨基《維果茨基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可見，維果茨基將學前兒童和學齡兒童的發展做了明顯區別。

文化論文范文4

1．西南地區

解魯云在年已經對云南地區少數民族生態觀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細的梳理和綜述，其成果可資借鑒。許再富等撰著的《熱帶雨林漫游與民族森林文化趣談》一書是進入世紀前我國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該書從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等諸多方面闡述了西雙版納熱帶雨林形成與演變的過程，并分析了自然環境對生活在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響，認為這里民族的種種文化皆與熱帶雨林有密切的聯系。羅蘋闡述了西雙版納地區少數民族的森林風俗和情趣。周鴻等將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稱為神山森林文化，認為這種森林文化體現一種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學，有著深刻的自然保護意義。這足以看出這種獨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對于一個民族發展的意義。吳兆錄等研究發現，在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西雙版納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靈為萬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須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統生態觀。同時認為這一傳統生態觀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護森林為中心的生產活動中，具體表現為多樣的森林管理傳統，實現了人與自然雙方的和諧相處和持續發展。

尹紹亭通過研究云南少數民族利用森林的傳統方式———刀耕火種，認為當代的刀耕火種是亞熱帶、熱帶山地民族對于其所處生態環境的適應利用方式，是一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許再富以西雙版納為案例，探討了民族森林文化與生物多樣性有效管理之間的關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維持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因素，現代的生物多樣性管理也離不開民族森林文化。周鴻等將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稱為神山森林文化，認為這種森林文化體現一種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學，有著深刻的自然保護意義。楊玉、趙德光則以西南邊疆民族為中心探討了神山森林文化對生態資源保護的作用。西南邊疆各民族在與當地環境的不斷適應過程中創造了以神山崇拜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進的傳統生態文化模式，它維系了山地農業的生態平衡系統，又保護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種，對西南邊疆的生態資源有重要的保護意義。這足以看出這種獨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對于一個民族發展的意義。蔡磊以貴州省都勻市兩個少數民族村為例，研究了少數民族地區以村規民約為基礎的社區森林資源保護問題。邱寅瑩通過梳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森林資源保護法律體系，通過個案再現守法、執法、法律監督等各個法律實施的具體環節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出現問題的原因和改進策略。劉冬梅等從鐵刀木文化、貝葉文化、龍山文化和稻作文化這四個方面綜述了西雙版納傣族森林文化對當地植物多樣性的積極影響。吳思震總結了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態觀，他指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認為“萬物有靈”，把自然和樹林當作一種神秘力量而無限崇敬;對其居住地區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許多保護森林、愛護自然生態的習俗文化;形成積極植樹造林的文化習俗;在森林管理統籌方面以哈尼族“分區育林”與“種子孫樹”文化為典型代表。

關傳友從物質、精神文化兩方面，對西雙版納地區的森林文化進行了初步分析，總結了西雙版納地區的森林文化現象。作者認為物質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蓋食用、衣飾、居住、書寫載體、生產生活工具、樂器等六個方面，精神方面則表現為神林崇拜、神樹崇拜、佛教圣樹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風民俗。雷啟義、周江菊研究了黔東南植物多樣性的原生態文化表現形式，進一步證明了原生態民族文化對植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的積極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態民族文化保護植物多樣性的重要建議。李莉、梁明武以黔東南苗、侗族自治州為案例，從建筑工藝、鼓樓、風雨橋、吊腳樓以及生活、娛樂工具入手考察了這一地區少數民族的物質文化，以及以林業契約、碑刻、林諺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樹神崇拜、民俗民風等精神文化的內容。與貴州、廣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區也是森林茂密、民族眾多的地區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絢爛奪目。由于這一地區從大的地理環境上看可歸入大西南的范圍，故而將其附于西南地區進行討論。學術界對這一地區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陳瑛等探討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設問題，闡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設的有利條件，并從建設軟環境、搞好規劃引導、探索規模經營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四個角度提出了建設策略。劉俊宇、鄒巔闡述了湘西少數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態觀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并在此基礎上挖掘了其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探討了其生態倫理思想的當代價值，特別是在旅游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胡萍、吳萍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四個層次論述了湘西南地區森林民族鮮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這些民族性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應用價值。

2．東北地區

世紀年代，張碧波先生主持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重點項目———“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課題，課題組歷經十年的艱苦奮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繼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論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書一百二十余萬字，以中國北方古代民族為綱，將文化學的內容分別歸入各個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劃分來研究文化的重要實踐，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書中涉及了肅慎、挹婁、勿吉、室韋等東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萬字的《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專題文化卷》，該書打破了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學科界限，將民族學與文化史相結合，并融合文化人類學、歷史文獻學、考古學等諸多學科知識，試圖以更加宏觀和立體的視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學科，對北方區域文化及民族文化進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學的開拓意義。該書內容豐富，涉及了中國古代北方各個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學思想、宗教、神話、習俗、文學、史學、音樂、舞蹈、美術，乃至巖畫、石窟、醫術、科技、軍事、體育等，其中也涵蓋了東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獵、漁撈、采集等與森林息息相關的文化。這部著作填補了我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綜合研究的空白，也標志著“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課題的最終完成。

上述著作雖然包羅萬象，其中不乏對東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統論述，但首次明確提出關乎東北地區森林民族文化這一概念的是歷史學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東亞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認為:“大興安嶺深處為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所覆蓋，自古以來就有游獵民族生活在這片原始森林深處，至今這里仍保留著一些剛剛定居不久的游獵民族，如鄂倫春、鄂溫克等。在這個森林生態環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獵民族，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文化習俗及其心理素質方面積淀下來的歷史文化基因為我們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類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會化石。”他的論述可謂深刻。他隨后出版的《鮮卑史研究》更是研究東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鳳超回顧了呼倫貝爾地區森林文化的歷史，指出呼倫貝爾原始林區是北方少數民族繁衍生息的搖籃，從古到今，這里生活著鮮卑、女真、蒙古、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等眾多少數民族，創造了燦爛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應繼承森林文化遺產，為呼盟特色經濟服務。為此他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樹立綠色文化觀念，恢復自然生態;第二，合理開發森林資源，大力生產綠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開發森林旅游資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業產業結構。－南文淵指出:東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態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對其森林生態環境的保護和適應，形成了與森林生態系統相協調的生計方式、社會規范、信仰體系和價值觀念。提出傳承森林生態文化，促進城市化發展與建立區域廣大的森林自然保護區相結合，是東北各民族建設生態文明的制度途徑。對東北地區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龍江流域民族歷史與文化叢書》，其中包括張嘉賓的《黑龍江赫哲族》、韓有峰的《黑龍江鄂倫春族》、波•少步的《黑龍江鄂溫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叢書》，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龍江赫哲族文化》、吳天喜的《黑龍江鄂溫克族文化》、韓有峰的《黑龍江鄂倫春族文化》。

這些著作全面介紹了黑龍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歷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張慧平在廣泛搜集資料和專項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運用闡釋學方法及現代多學科知識和理論，對鄂倫春族的民族文化進行了梳理、挖掘和闡釋。作者從鄂倫春族傳統自然知識、人對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學觀念、民俗行為等幾個層面對該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態意識進行了系統研究，并運用唯物主義原理，分析了鄂倫春族生態意識對現代生態意識和生態實踐的支持作用及對林業實踐的現實意義。于佳從音樂的角度對鄂倫春族的森林文化進行了研究，她通過對鄂倫春人、鄂倫春音樂盛事、鄂倫春代表音樂的大量實地調查，解析了鄂倫春民族的森林觀與自然觀，揭示了鄂倫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樂語言特征。通過分析鄂倫春音樂的旋律、節拍、節奏、結構特征來解讀其中蘊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綜述

歷史與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形成發展的，歷史又是廣義上文化的組成部分。森林文化與森林文化史的關系也同樣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與人類的起源、發展相生相伴，對森林文化歷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學者們重要的課題之一。王韓民便較早地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進，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重新認識和發展森林文化對于繼承和挖掘我國燦爛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領域的研究十分顯著，是目前國內森林文化史研究領域成就較高的學者。他依據森林文化的構建主體———人類對森林利用的方式將森林文化的發展時期劃分為六個階段，分別是狩獵與采集文化時期、原始農耕文化時期、封建農耕文化時期、現代農業文化時期、工業與知識文化時期、生態與信息文化時期，并將不同森林文化時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與森林的關系、歷史時期、經濟特征、社會文明、森林藝術形式等八大特征進行了系統歸納，清晰簡潔，一目了然。但新球繼而又分別撰寫專文集中探討了原始社會和農耕時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據考古學研究成果，將原始社會的森林文化劃分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屬、石、木混合四個階段;分析了原始社會不同階段的森林文化藝術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樹木崇拜，樸素的森林生態觀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會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對農耕時期森林文化的闡述中，他首先對農業的起源和農業生產工具的發展做了回顧，進而按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將農耕時期森林文化的發展階段劃分為刀耕火種階段、原始木耜階段、畜牧金屬耜鋤階段和機器耕種階段;按社會形態劃分為原始農耕、奴隸氏族農耕、封建農耕、資本集團農耕和社會合作農耕;按農耕組織形式又可劃分為原始公共合作農耕，氏族公共農耕與氏族集團農耕，奴隸國家農耕，封建地主集團農耕，企業、農莊農耕，合作、股份、個體農耕和工業化農耕。在此基礎上又系統總結并全面分析了農耕時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從文化層次上全面反思了農耕時期的森林資源遭到持續破壞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闞耀平認為森林文化在人類的史前時期、農業化時期、工業化時期體現為材料文化、攝取文化、尋根文化，也對森林文化發展階段作了歸納。

蘇祖榮認為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總是同一定的生產實踐和生產方式相聯系。同農耕社會相聯系的是農耕文化，同工業社會相聯系的是工業文化。而在農耕社會之前，同原始漁獵社會(石器、木器時代)相聯系的則是森林文化，人類在史前曾經歷了一個森林文化階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農耕文化。森林文化的發生發展歷經淵源(漁獵社會)、萌芽、形成、成熟(農耕社會)和拓展(工業社會)等五個階段。蘇祖榮又提出農耕文化之前應有一個森林文化階段。農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個過渡期，而這個過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階段，中華文化是從森林文化中不斷孕育發展而來的，這是因為:中國植被的基本格局決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標志著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類進入石器時代之前，還存在著一個漫長的木器時代;利用林火確證森林文化的存在;構筑木巢也證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飛、嚴耕探討了古代術數活動中的森林利用情況，如以森林樹木的生長情況比附人事的瑞祥災異，一些術數工具為竹木材質，在驅兇避邪的活動中利用林木，重視風水林等。這一系列的對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著豐富的森林文化內涵，這既是原始森林樹木崇拜的遺留，樹種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樸素的生態和諧觀也反映了生態文明視野下傳統文化的別樣價值。李明根據考古發掘材料指出中國的森林文化基因不僅包括東北地區，對東南地區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視。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遺址中便發現了豐富的竹編器物，如竹簍、竹籃、竹席、竹簸箕等。在論證中國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時，還探討了中國森林文化對日本森林文化的影響，指出作為日本森林文化核心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國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文獻典籍中，蘊含著許多與森林文化有關的生態環境思想。

林震、仲亞東認為林業包括森林生態、林業產業、林業思想三個層面的內容，其中林業思想包括林業產業思想和林業生態思想兩部分。根據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林業生態思想可分設天人和諧、森林功效兩方面，林業產業思想又分設林業科技和林務管理兩方面。作者通過對上述四部分進行考察后認為，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了森林的重要價值，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諧、適時而作、樽節愛養的思想。李飛、嚴耕梳理了《左傳》中典型反映中國古代社會樸素的自然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變化及應對的文獻，闡釋了古代生態思想的萌芽，包括陰陽調和、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道法自然、順天則時的生態發展觀，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生態實踐觀。周景勇、李飛分別從動物、植物圖騰崇拜為對象入手，論述了各自圖騰崇拜的特點。動物崇拜許多是以森林中的動物形象為圖騰，先秦時期的人們在崇拜動物圖騰的同時，也帶有濃厚的動物保護意識。植物圖騰崇拜中以山林崇拜為較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時期的人們已模糊地認識到了森林植被與風調雨順之間的特殊關系，山林便被賦予了神靈的色彩，產生了原始的植物圖騰崇拜和植物保護意識。羅美云闡釋了《詩經》中生態和諧思想的幾個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諧、人和自然萬物的和諧、人和社會的和諧。她又提出了《周易》所體現的生態倫理思想主要是一種“和合”思想，具體說來就是天人合一的萬物一體觀、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關系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為當今時代的主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借鑒。周景勇、嚴耕的《試論漢代帝王詔書中的生態意識》首先回顧了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概況，繼而通過對史料中所載之漢代帝王詔書內容的研析，認為其反映出的生態意識包括了如下三個方面: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的生態和諧意識，勸農順時、減刑育物的生態保護意識，假民山澤、鼓勵樹藝的生態經營意識。

作者還進一步對上述生態意識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維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觀念的作用;其二，社會思潮上，受天人感應理論的影響;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農思想和生態意識的影響。馮尕才以清代至民國的甘肅為例，通過研讀地方志等文獻，首先論述了對甘肅森林生態問題的認識，包括了對甘肅惡劣生態環境狀況的認識;對甘肅生態問題形成原因的探討;將近代甘肅災荒頻繁的原因與森林生態環境的惡化聯系起來;把甘肅森林生態問題與黃河、長江中下游歷年水災聯系起來，進而有了通盤考慮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歸國有，林業應該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總結出了近代甘肅森林生態認識的現實意義:其一，提高了人們的生態意識，有助于遏制日益劇烈的濫采濫伐活動;其二，促進了植樹造林、水土保持、防風固沙等活動的展開;其三，甘肅的森林生態問題在西北地區具有普遍性。森林作為重要的資源，在中國古代很受統治者的重視，進而形成了一套對林業的管理機構和制度。夏瑜等從宏觀上系統梳理了中國自先秦至明清歷朝歷代中央生態管理機構的變遷，總結出中國古代中央生態管理機構的特點，即管理工作以利用為主，兼顧保護;生態管理機構持續發揮作用，不斷演進;六部系統生態管理機構不斷成長，最終承擔最主要的管理工作;為皇室服務與管理一般性事務的生態機構長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優勢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務的重要性共同發揮作用。

余明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分別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各個歷史時期的林政狀況。－李飛、袁嬋研究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林政的管理設置及政策法令。劉錫濤考察了唐代林政和當時植樹造林的綠化活動。胡勇、丁偉對民國初年的林政狀況予以細致考察，就其興起與衰落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總結。關于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問題，也是學術界十分關注的林政問題之一。韓國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辦的變化》、李志堅的《論明代商人對皇木的采辦》《明代皇木采辦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營建采木述略》、陳季軍的《明清時期黔北皇木采運初探》、馮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時期四川官辦皇木研究》、袁嬋等的《明清皇木采辦及其影響》－等文從皇木采辦的背景、原產地采伐及運輸流程、儲藏、機構設置與官員管理、影響及弊端等諸多領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討和闡釋。長期以來，森林文化也是中國古代文人墨客吟詠贊嘆的對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筆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獨特的山林情趣。閻景娟考察了作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為地賦予了意義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著民族文化的集體記憶，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語法，幫助我們塑造和評判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李元從文化史的視角梳理了中國古代植物文化的的發展史，進而將其與中國古代士人聯系起來，認為士人階層是推動我國古代植物文化演變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變過程中完成對士人階層的反塑造。劉雪梅總結了中國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審美情趣的內容，即游具古樸而超凡脫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閑雅的情趣、游賞品味山林景象的詩意神韻情趣，并分析了這些山林情趣對當今森林文化建設及森林旅游業發展的價值。她又通過研析中國古代文獻典籍，闡述了古代隱士文人的生活形態，即學術研究，文化傳承;稼穡伐樵，樂在田園;縱情山水，逍遙閑適;清靜寡欲，修道養生。

三、關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幾點體會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縱觀近三十年來學界對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論問題，還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鄉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國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學的學科建設、森林文化產業發展等諸多領域，已呈現出多維度、多視野的研究態勢，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無疑是舉足輕重的。學者們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無論是從宏觀上還是從微觀上都有不少建樹，特別是微觀上，學者們以我國兩大森林民族聚居區———西南和東北地區森林民族為案例，對其民族性、生態倫理觀、民風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諸多方面的內容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別是對其時代價值和如何呼應時代訴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經初步實現了多學科合作、多維度分析，林學、生態學、生物學、環境學、歷史學、經濟學、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視角多樣。對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樣令人矚目，學者們將森林文化與人類的進化與發展緊密相扣，讓我們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發展史的壯觀畫面，尤其是有學者提出在石器時代前還有一個漫長的木器時代，農耕文化產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時代，這些論斷可謂振聾發聵。一些學者還通過研讀中國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國古人與森林有關的生態環境思想，這無疑大大豐富了中國思想史的內涵。也正是因為這些生態環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統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對森林十分重視，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學，學者們對這些問題也給予了必要的關注，值得肯定。

目前學界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對森林民族文化還缺乏整體性的研究，學者們的著眼點主要集中在某個地區、某一個或某幾個民族身上，缺乏從大的地域范圍乃至全國進行宏觀視域下的研究。其二，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論建設，特別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與民族學理論有機結合起來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學者們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與森林有關的內容，缺乏從民族學的角度給予更加理論化的論述。其三，缺乏對東北與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對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國主要聚居于東北和西南地區，兩個地區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氣候環境，創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學者們多是將兩個地區的森林民族文化作為兩個獨立的個體進行研究，缺乏將其進行橫向的對比。如若能夠從宏觀和微觀上分別對比兩大地區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將有新的發現，創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對于東北地區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遜色于西南地區。作為同處于森林覆蓋率較高的東北地區，古往今來也生活著諸多森林民族，他們所創造的燦爛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學者給予關注。

雖然先有張碧波主持的“中哈爾濱學院學報年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課題，產生了一批有價值的著作，后有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龍江流域民族歷史與文化叢書》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叢書》，但對該地區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將其作為部分章節進行了論述的，尚缺乏專門系統的闡釋，關于這方面的論文數量也遠少于西南地區的研究成果。最后，對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關注不夠。學者們多是以現代民族為案例進行研究，對于古代文獻及考古發掘資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還缺乏足夠的關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學科、多視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與現實的聯系方面也還有巨大的深化空間，這是學者們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的觀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體是廣袤的原始森林，他們生于斯長于斯，對森林生態環境充滿敬畏，許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護森林生態環境的內容。隨著人類對自然界的開發，特別是進入工業時代后，時代經濟在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嚴峻的環境問題，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生態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動物瀕危甚至滅絕等，人類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態環境危機。因此，對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們對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認識，樹立保護植被、保護環境的觀念，讓綠水青山重回我們的家園，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文化論文范文5

（一）對廉政文化建設的認識不到位

思想認識上的不到位，是影響廉政文化建設工作開展的首要因素，一直以來，不少領導干部都認為反腐倡廉教育是“軟實力、軟指標”，②思想觀念上的認識不足也導致醫院從業人員對推動廉政文化建設的參與熱情不高，沒有能夠正確認識廉政文化建設的潛移默化作用，對廉政文化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重要性認識不足。不少領導干部認為廉政文化建設是“虛功”，費時長、耗費大，還很難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導致缺乏推動這項工作的內在動力。此外，還有一些比較片面的認識，認為廉政文化建設的主要對象是領導，認為廉政建設是“領導生病，群眾吃藥”。

（二）工作脫離實踐，流于形式

廉政文化建設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然而在一些醫院存在工作脫離實踐、流于形式的情況，很多時候，工作只是停留在搞搞宣傳，領導做做報告的層面，或者只是簡單的開展一些活動，淺嘗輒止。在具體載體的選擇上，也僅僅停留于比賽活動，缺乏新穎性、生動活潑性，并且很少以生動活潑、形象生動的形式出現的易學、易記，并且富有感染力的順口溜、對聯等。宣傳手段的單一化，也導致整個廉政文化建設缺乏藝術性、感染性和影響力。在具體內容的設置上，也極易與所在醫院的管理實踐相脫節，導致廉政建設和文化建設不一致，導致表面轟轟烈烈，實際收效甚微。

（三）廉政文化建設缺乏保證機制

在醫院廉政文化建設中，雖然很多醫院已經成立了廉政文化建設領導小組，統籌協調廉政文化建設工作的開展，明確了責任與分工，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也會出現很多部門被動應付的情況。醫院廉政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從人力、物力、財力的角度加以保障，而這些基礎性工作的不到位，也導致廉政文化建設的后續工作難以為繼。不少醫院在開展廉政文化建設時，很多工作都停留在少數有專長的或者被動參加上級組織活動的人手上，缺乏領導干部和廣大群眾的廣泛參與，也影響了有關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開展。此外，由于檢查獎懲和獎勵的不力，也導致雖然廉政文化建設的前期工作已經開展了很多，但是后繼乏力，很多工作難以落實到實處，效果也不盡人意。

二、推進醫院廉政文化建設的實踐探索

（一）以先進理念為指導，強化廉政文化宣傳

推進醫院廉政文化建設，需要著力加強對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進行教育，結合中共中央要求，在領導干部中重點加強權力教育和紀律教育，逐步樹立宗旨意識，增強醫院從業人員廉政從醫的自覺性要求，對廣大醫務人員開展醫德醫風教育，牢固樹立“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理念，逐步增強醫院從業人員的社會責任感。對于醫院從業人員醫風醫德的培養，需要著力做好宣傳教育工作，不斷增強對醫院從業人員的思想道德建設，從根本上樹立“誠信、廉潔、守法、優質”的服務理念，結合醫院管理實踐需要以及醫護人員的思想道德現狀，定期開展黨紀條規、政策法令等方面的法規教育，開展以廉潔為主題的警示教育活動，幫助醫院從業人員逐步樹立宗旨意識，幫助其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在做好宣傳教育工作的基礎上，還應充分發揮領導的組織作用，結合醫院廉政文化建設要求，成立專門的領導小組，形成黨委統一領導，領導班子齊抓共管的局面，全面推進醫院廉政文化建設工作的開展。在此基礎上，領導干部還要做到嚴于律己，率先垂范，成為醫院廉政文化建設的展示者和推動者，在積極遵守醫院各項規章制度，發揮表率作用的同時，還應積極督促、抓好廉政文化建設中的各項具體工作。與此同時，醫院廉政文化建設，還要鼓勵全體員工的積極參與，既能鼓勵個體聰明才智得到有效發揮，也能營造和諧的群體文化，有助于各項工作的更好推進，只有獲得全體人員的積極支持和廣泛參與，醫院廉政文化建設才能充滿生機與活力。

（二）以豐富活動為載體，營造廉政文化氛圍

為了實現醫院廉政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機融合，為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創造良好條件，醫院廉政文化建設在形式上也要更加充滿知識性、思想性、藝術性和趣味性，結合形勢發展變化和員工的成長要求，因地制宜的開展有針對性的文化宣傳活動。如以“弘揚白求恩精神，為患者服務”為主題的創建服務性醫院活動，以“誠信服務”“身邊的一件小事”等開展以患者服務為主題的演講比賽活動等等。當然，這些都是文化建設的載體，在醫院廉政文化建設中，更要結合具體實踐工作的開展，創造的使用新型媒體工具。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濃厚的教育資源，在醫院廉政文化建設的過程中也要注意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結合時展趨勢，不斷創新、豐富承載和傳播廉政文化建設的載體，為醫院廉政文化建設營造良好氛圍。在具體實踐，既要發揮好傳統載體的功能作用，如專題會議、教育櫥窗、宣傳報刊以及影片資料等，還要能夠結合時代特色，發揮以手機、網站、QQ群、微信群等為載體來創新廉政文化建設的手段和形式，使廉政文化建設的形式更加令人感到喜聞樂見。除此之外，科室、黨團等組織載體，革命基地、警示教育基地等教育場館載體，文藝演出、素質拓展等實踐載體，以及由禁賄警示牌、名言警句等構成廉政文化環境載體。

（三）以制度建設為保障，建立廉政文化機制

現實生活中，醫院工作人員都面臨著金錢和人情的考驗，單靠個人自覺性是很難實現廉政文化建設的發展需要。在進行廉政文化建設時，必須做到文化反腐與制度反腐并重，自律與他律相結合，通過建立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形成對廉政文化建設的有效約束。對此，需要著力做好如下工作：建立完善的制度規范體系，及減輕病人負擔，提升服務質量開展相關工作，進一步完善行政效能問責制、廉政檔案制等相關制度，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約束規范人們的行為，以制度推進醫院廉政文化建設，并讓后者成為醫院的制度優勢和市場競爭優勢。

三、總結

文化論文范文6

1.1籃球文化概念

在體育界，籃球文化的概念屬于相對較新的概念，正在經歷著激烈的爭論.目前，對于籃球文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觀點認為，廣義上講，籃球文化概念隸屬于體育文化的范疇，是通過籃球運動的表現形式來體現體育價值觀、體育道德觀的社會意識以及圍繞籃球運動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務的總和.狹義上講籃球文化概念，人的感受性、價值觀、籃球運動的思想、觀念和意識通過籃球活動得以體現，促使參與者獲得全面的身、心發展；第二種觀點認為：籃球文化概念是指參與和觀賞籃球運動的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通過一定的制度進行凝結所形成的與籃球相關的知識、技能、風俗和制度的總稱；第三種觀點認為：籃球文化概念是社會大文化的一個細小的分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通過對籃球運動的具體特征和相關特性進行不斷總結形成的內容形式和方法的總稱.以上三種觀點均從不同的角度對籃球文化概念進行了總結和陳述，為籃球文化概念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每種文化概念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涵蓋籃球文化概念全部內容.大力倡導多元的籃球文化概念，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化概念，是目前籃球文化概念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1.2籃球文化的結構和內涵

任何一個文化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外延，這是文化概念的本質屬性多決定的.通過對籃球文化概念進行內涵和外延的分析解讀可以發現，籃球文化現象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在傳統的思維概念中，文化通常被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觀念文化.籃球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也被按照傳統思維的劃分方法將籃球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按照文化結構的三個層面進行了劃分.因為體育界學者對籃球文化概念的分歧，在籃球文化的內涵和文化結構的劃分過程中，也存在不同的劃分方法：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從籃球運動所創造的精神和物質財務以及文化價值入手，來分析和階段籃球文化的結構和內涵；第二種觀點的學者將籃球文化分解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面來對籃球文化內涵和結構進行不同的分析和解讀；第三種觀點的學者將籃球文化的內涵和結構必須分解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注重對籃球運動的理解，也就是人們的籃球觀念，第二層次是在理解的基礎上采取的于籃球有關的活動和行為，第三層次與籃球相關的如拉拉隊、口號、標語等輔助表現形式.籃球文化的內涵和結構與籃球運動息息相關，在籃球運動是一項不斷在改進了完善的體育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其相關的游戲規則會隨著籃球運動的不斷發展進行逐步的修訂和完善，因此，籃球運動的特征決定了籃球文化的結構內涵也會隨著籃球游戲規則的改變而改變.

1.3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建設

2005年，隨著籃球職業化改革的起步，籃球運動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全力打造籃球文化，為中國籃球鑄魂”的籃球文化建設也被提上日程.體體育界的相關學者也紛紛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來形成籃球文化的氛圍，促進籃球文化的發展.籃球文化與籃球運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確?；@球文化的形成并不斷發展完善，才能促進籃球運動不斷得到廣泛的關注，促進籃球事業，乃至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中國目前正處于和諧發展的大環境之中，倡導以“和諧”為核心價值觀的籃球文化得到體育界大多數學者的廣泛認可.以和諧的觀念來發展籃球文化，處理籃球事業中各利益主體的關系，是人為普遍可以接受的處理方式.為了大力弘揚我國的籃球文化觀念，創建中國自主的CBA品牌，利用CBA品牌來發展籃球文化，傳播我國籃球文化概念，是促進我國籃球運動和籃球文化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為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促進了我國籃球戰略意義的形成和發展.

2關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研究

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CUBA籃球文化和CBA籃球文化.CUBA籃球運動的建設，主要是為了打破現有高校與外界之間的阻隔，豐富大學校園文化，促進高校體育文化設施的發展，營造積極健康的校園文化氛圍.目前CUBA還只是處于前期發展階段，需要不斷的進行理論研究，促進CUBA籃球文化的不斷深化和發展.CBA籃球運動在經歷了數年的改革之后逐漸成熟和完善，成為我國備受關注的體育賽事.CBA籃球運動的發展同時帶動了CBA籃球文化的形成和完善.CBA品牌的組建，結合了我國相關的地域文化特征，通過對CBA籃球運動賽事的傳播，有效的增強了廣大民眾的榮譽感和社會凝聚力.CBA文化在發展過程中，融入了持續和諧發展的思維理念，讓CBA文化具有了融合性、變動性、有效性和特色性的特征.通過CUBA文化和CBA文化的研究可以發現，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和諧持續發展是籃球文化的核心，這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3國外籃球文化的研究和對比

NBA職業籃球賽是當今世界職業籃球發展的巔峰，所以關于NBA職業籃球的研究相對也比較多，這有力的促進了NBA文化的發展，讓NBA文化形成廣泛的共識.NBA職業籃球運動創造了極為豐富的精神和物質財富，因為其文化內涵也與其有著莫大的關聯.NBA文化可以說是美國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代表著美國的經濟水平和政治面貌，反映了美國人價值觀世界觀的變化，尤其在青少年身上體現較為明顯.世界文化的開放性令NBA文化已經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推動者世界籃球文化的發展.NBA文化涵蓋了從經濟到文化的各個方面，對于美國意識的價值觀形成了直觀的具體體現.對于中美籃球文化的發展和研究過程，CBA文化和NBA文化體現不同的籃球文化個性和籃球技術特點.學習和掌握NBA文化發展的精髓，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4籃球文化未來展望

我國籃球事業發展水平在世界排名較落后，無論是在聯賽水平上，還是在觀念上都還未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首先，要建立一個完善的文化理論體系.我國民眾始終存在一個信仰缺失的弊病，表現在籃球文化上就是無法放眼世界，固步自封，視野狹窄.只有從觀念上徹底顛覆傳統，借鑒國外籃球文化的先進理論，與世界保持步伐一致，形成一個正確的健康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才能為籃球文化與世界接軌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堅持以人為本，弘揚民族精神.我國的籃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現狀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它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對于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也需要走出國門，學習NBA文化中的主場文化，注重釋放個性，以人文本.

5結語

文化論文范文7

（一）“異常分子”：越軌行為是對問題的解決

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出現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失業人口的增加、過度都市化、工作條件惡化和各種各樣的犯罪問題的出現和加劇。這些問題引起了芝加哥學派的高度重視，并將“異常行為”和犯罪問題納入到其主要研究課題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圖運用社會解組理論對檀香山的越軌行為進行研究，但是他發現將這一理論運用到由種族集團組成的社區中時，卻是困難重重、漏洞百出。社會解組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群體的組織化程度越高，其違法犯罪行為就會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卻并非如此。在高度組織起來的種族集團中，如日本人集團，違法行為的發生率反而高得驚人。林德認為，社會內部存在著能夠瓦解同質社會的亞群體。芝加哥學派曾經做過大量調查，他們發現許多越軌者們都曾聲稱自己并未違反社會準則，只是他們所遵從的社會準則或者信奉的價值觀念不一樣而已。研究者們開始擺脫當時道德絕對論的觀念，認為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念和主流社會或法律不一致時，就會產生越軌行為。阿爾伯特•科恩就是異常行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軌男孩：團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對異常分子和“男性幫派”的“越軌”行為做了全新的闡釋。他以一個心理假設作為分析的起點：包括青年亞文化在內的一切行動都是一系列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的。行動者面臨的“參照系”和“處境”是影響所有問題產生和解決的主要因素。異常行為產生于結構與文化之間的沖突，為了解決這一沖突，青年往往選擇的是采用越軌或者犯罪的方式來抵抗與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資產階級文化?？贫髡J為，團伙文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舉止是對中產階級正統和體面象征的一種夸張的抵制。加入幫派的青年受到中產階級的社會化教育，他們被要求按照中產階級的主導價值觀念和評判標準來規范自己的行為，但是這一評判標準會將青年置于一種地位挫敗的境地。伯明翰學派的菲爾•科恩（PhilCohen）直接繼承了“問題解決”理論，并將這一理論挪用到英國倫敦東區的工人階級社區的青年亞文化研究中。但是，菲爾•科恩的觀點與阿爾伯特•科恩的觀點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他并不贊同犯罪幫派的形成是亞文化造成的。他認為，亞文化群體的形成，恰恰是為了解決犯罪幫派的問題。

（二）被貼上標簽的“局外人”

貝克爾是芝加哥學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書中運用“標簽理論”來分析越軌者，其研究重心是貼標簽本身。貝克爾被認為是“與標簽一詞聯系最為密切的人”。20世紀30年代產生、60年代盛行一時的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標簽理論的直接理論來源，甚至可以說標簽理論是符號互動理論的演變與具體應用。標簽理論在解釋越軌者對標簽內容的認同和內化時，直接運用了符號互動理論中的自我實現預言理論和“鏡中我”理論的邏輯。標簽理論對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是有著重要影響的?；魻栐凇锻ㄟ^儀式抵抗》中曾明確表示伯明翰學派是以貝克爾的《局外人：越軌的社會學研究》作為研究起點的，標簽理論的影響可見一斑。貝克爾認為當一個規則通過社會群體定義并得到執行，那么偏離這一群體共識規則的人會被認為是“越軌”的特殊群體，也即“局外人”。他認為，正是先有了“標簽”，然后才有越軌行為及亞文化群體的產生。在被貼上越軌者標簽的人看來，規則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國禁酒時期，意大利移民認為他們繼續釀酒并未違反規則，而只是違反了新國家的法律。貝克爾把規則制定者稱為“衛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們可以通過制定新的規則以創造新的越軌者，或者更具體地說，“是社會創造了越軌”。所謂越軌，就是對規則的侵犯。社會群體通過對規則的制定并運用到某一特定人群，從而創造了越軌行為。越軌行為是規則制定者實施制裁的結果，并非由越軌者行為性質本身決定的，即貝克爾所說的“他人反應”。越軌行為本身并不具有越軌的特性，而是他者與越軌當事人之間的互動結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應之前，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確定其是否屬于越軌行為。只有屬于同一實際群體的成員才會有興趣來制定和執行規則，如果群體成員認為特定群體的遵守某一特定規則與否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利益，他們也會干涉。不同的社會群體的權力分化決定著其對他人制定規則的能力。貝克爾的“標簽理論”在當時道德絕對論占主導的時期，無疑是一種極端的表述，但它從側面為我們揭示了越軌亞文化群體偏差行為的社會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間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華德•貝克爾的影響，他深化并擴展了貝克爾的研究?？贫鞑辉偈前炎⒁饬性谠杰墎單幕后w偏差行為的解釋，也不是探尋越軌亞文化的價值和本質。1972年斯坦利•科恩發表了題為《民間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論文，對道德恐慌問題作了系統闡述。他對1964年到1966年間英國海濱城市“摩登青年和搖滾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這部專著起著溝通美國社會學和亞文化研究對異常行為的關注與正在出現的英國方法之間的一種重要橋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認為，道德恐慌的罪魁禍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搖滾樂迷，相反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發起者是媒體及社會控制。媒體夸大性的報道和曲解，為摩登青年和搖滾樂迷貼上了“異常分子”的標簽，并進行“妖魔化”的描繪，從而引起了社會公眾的關注。受標簽理論影響，斯坦利•科恩把社會控制文化的“反應”作為其闡述的一個重要部分。他認為，公眾對“異常行為”做出的各種反應都是為最終的社會控制手段作準備的。青少年所處的結構處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產生了地位挫折問題，而青少年的最初解決的辦法就是采用異常行為和風格來表達自我。社會公眾對異常行為的反應受到媒體、社會控制的機構的歪曲和誤讀，從而導致了社會控制文化的擴散和逐步升級，進而產生了兩極分化，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異常行為?？贫鞯倪@一研究結論對后來的亞文化研究有著巨大的影響。芝加哥學派從社會學的犯罪和越軌著手，運用經驗主義和民族志方法對越軌人群和越軌行為的多方位研究為青年亞文化提供了方法論支持，并注入了生動而具體的社會生活內容。但是，芝加哥學派的理論缺陷也是明顯的。芝加哥學派的亞文化理論主要集中在犯罪學領域，缺乏階級和權力的視角。他們更多的是關心社會環境對個體的塑造，卻忽略了個體的主動反抗和反抗的多樣化。伯明翰學派將意識形態分析引入到青年亞文化研究，并將其研究的重心從社區和區域性論題轉移到對階級的宏觀透視。青年亞文化群體的生活方式及其風格、符號的意義，主要是通過性別、年齡、階級、種族等方面被揭示出來的。亞文化的研究始終是圍繞著文化與權力、意識形態與霸權的關系來展開的。

二、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研究的理論范式轉換

亞文化群體的研究是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但是為何光怪陸離的亞文化研究在英國這樣一個素以保守、“紳士風度”著稱的國家達到空前繁榮呢？“無賴青年”（TeddyBoys）這樣一個來自底層工人階級的青年亞文化群體是如何被解讀為一種權力政治表達的？面對英國工人階級傳統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實，摩登族、足球流氓、光頭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色色、離經叛道的青年亞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亞文化的興起，標志著戰后社會共識的破滅。盡管大眾媒介已經對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與評論，但是在霍爾等人看來，大眾媒介對青年文化連篇累牘的討論并未真正解釋青年文化現象。相反，這些討論多數都是混淆視聽、遮蔽問題的。伯明翰學派的任務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觀地揭示青年文化現象及其在戰后的征兆。英國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對英國傳統文學的決裂，同時也是對戰后英國的社會狀況的積極反應。戰后英國社會經濟和階層的重構、“冷戰”的國際緊張局勢和軍備競賽的困擾、保守主義的眾生喧嘩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斷地尋求替代性視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傳統、文化主義的興起都為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基礎。按照特里•伊格爾頓的說法，馬修•阿諾德、艾略特、利維斯等人開創的英國的“文化—文明”傳統的核心特征就是對工業化以前的英國社會的“有機”的“共同文化”的“不確定的懷舊”。如果說利維斯等人為大眾文化打開了空間，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領了這一空間。威廉斯脫離了威利斯主義的精英文化，轉而走向了英國工人階級文化傳統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隨著20世紀60年代中期，結構主義思潮的涌入，英國文化研究進入了一個“范式危機”的階段。結構主義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亞文化研究有了重大進展，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亞文化研究專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領導權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納到青年亞文化研究中，出現了亞文化的抵抗與收編等理論。到1970年代末，霍爾的學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麥克羅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長為亞文化研究的生力軍，他們的研究從多個方位拓展了亞文化研究的空間，將權力關系拓展到性別、代際、種族等維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聲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號學和后結構主義視角，他認為亞文化并非是直接對霸權文化進行挑戰的，而是通過更為復雜的符號層面——“風格”來表達。而麥克羅比則更是從女性視角來研究青年亞文化，彌補了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研究對女性的忽視。自1980年代開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青年風格日益顯現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亞文化從階級抵抗到多義愉悅發展。英國文化研究不斷受到來自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思想、理論資源的充實，從此亞文化研究便走向國際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從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轉變

從國內已有的文獻來看，對于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啟者仍存在較大的爭議。王寧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認為，文化研究的理論創始人當推弗蘭克•雷蒙德•利維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維斯以《細繹》（scrutiny）雜志作為其主要陣地，形成了一個群體，被稱為“利維斯派”。其表面上擺出左翼鼓吹獨立批評的姿態，實際上是右翼保守主義。他們大力倡導精英文化，堅信文化始終是少數人的專利，同時極力貶斥大眾文化。利維斯派登上歷史舞臺就是為了與大眾文化展開斗爭。盡管以利維斯為代表的精英主義從保守的立場上思考語言屬性問題，試圖確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個人先鋒意識，并且對大眾文化持批判和鄙視的態度，但是他卻從另一個角度擴大了以往相對專業化的、狹窄的文學研究的話語和范圍，對英國的大眾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在利維斯等人開創的“文化—文明”傳統鋪墊下，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經典著作相繼問世。這兩部著作的問世，就像兩顆投向英國中產階級思想陣地的重磅炸彈，推動了英國社會科學的“文化轉向”?；魻栐叨荣澴u威廉斯和霍加特的這兩本著作，認為它們都屬于重新發現的工作。誠如約翰•斯道雷所說，威廉斯對文化研究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威廉斯強調了文化的社會性，他認為文化是“普通的”，是“對某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觀念與整個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這就無疑擊碎了文化精英主義向后看的，對“有機社會”無休止的幻想，擴大了文化分析的對象范圍，突破了英國一貫追求高雅文化的傳統，從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的著名論斷。工人階級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為工人階級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樸素的歷史主義的力量來挽救工人階級文化，也就是所謂的“用利維斯的方法來反對利維斯主義”，使得人們對日常生活方面的關注顯得更加正當。威廉斯曾在《漫長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表達了他的遺憾：“我所感興趣的那些問題無法被安置在現有的任何一個學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擁有一個自己的學科”這一段文字發表三年后，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擔任主任一職。他的《識字的用途》，被視為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魻栐浉袊@道“沒有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就沒有文化研究”。他將焦點聚集在深受美國大眾文化影響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傳統的宏大敘事的方式，而是個人趣味的文化觀察。但是，新事物的誕生總會面臨諸多的阻力，該書從出版前就充滿著爭議，它大膽挑戰了社會學、文學和政治學的學科壁壘，借用伊格爾頓的一句話來說，它是“圖書管理員的冤家與噩夢”?；艏犹厥芾S斯主義影響，運用利維斯文學實踐批評的文本細讀方法來研究工人階級文化，包括流行音樂、流行雜志、拳擊、暴力小說等。這與利維斯局限于文學作品的分析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這種方法被稱為“左派利維斯主義”。在書中，霍加特對工人階級文化的態度難免被人認為是一種文化悲觀主義，他低估了工人階級青年的主觀能動性和文化的解讀能力，對青年文化的復雜性認識不足?；艏犹氐摹蹲R字的用途》，不僅僅被認為是文化研究的起點，同時也被視為是英國青年亞文化研究的最初嘗試。盡管霍加特與利維斯精英主義仍然有著藕斷絲連的關系，但是他率先關注工人階級的“文化”體驗，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對青年亞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描述，其進步意義遠遠超過了他所分析的內容，這也標志著霍加特與精英主義的分道揚鑣?；艏犹卣J為，英國工人階級的青年亞文化是美國大眾文化對英國工人階級文化的“侵蝕”，工人階級逐漸被大眾文化整合成為“大眾”，從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態的積極因素，他對這種青年亞文化是采取一種嚴厲批判的態度的，最為典型的就是“點唱機男孩”（Joke-boxBoys）?；艏犹卣J為這些工人階級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對這些來自底層的青年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態度都表達了一種不滿，這些青年亞文化現象既是墮落、令人擔憂的，又是光彩奪目、充滿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對工人階級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擊工人階級文化“道德嚴肅性”的衰落。

（二）兩種范式的“折中”：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結合的亞文化

自CCCS成立以來，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范式轉換?；魻栐?981年曾發表題為《文化研究：兩種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對英國文化研究進行了回顧，他將英國文化研究分為兩種范式，即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化主義即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湯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領軍人物開創的文化研究路徑，他們運用傳統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來闡釋工人階級文化，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這是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和利維斯精英主義斗爭的產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國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強調人的實踐的最終決定因素是文化的結構和意識形態特征。伯明翰學派引入結構主義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對文化主義的一種挑戰，同時也是一種彌補。但是，結構主義不可能替代文化主義，二者互為補充，更像是一種“折中主義”。文化研究能夠從一種傳統轉化為一個成熟的學科領域，并走向國際化，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霍爾是關鍵性人物。但是，霍爾并非一開始就接納了結構主義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運用“文化主義”范式來進行研究的，其中最能體現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藝術》（ThePopularArts）。該書并未系統地使用權力概念，但是它在處理高雅藝術與流行藝術時，強調差別問題，而非等級問題，這對理解權力這一概念有著重要影響。他們認為不應該將通俗藝術至于高雅藝術的對立面，而是應該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環境中，使二者不再處于對立的狀態。隨著霍爾執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點和理論傾向轉向了與文化主義對立的結構主義，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開始登上英國的歷史舞臺，意識形態等也越來越受到青年亞文化研究者的重視，青年群體也被賦予了政治身份。然而，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的融通是困難的，兩種理論范式天然存在著矛盾與分歧，結構主義簡單化批判的傾向日漸明顯，已經不能適應政治文化復雜化的趨勢了。

（三）“葛蘭西”轉向：文化霸權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理論困境和范式危機困擾的伯明翰學派，開始表現出對葛蘭西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理論的傾向，并逐漸形成了一種重視霸權、斗爭和權力關系的新的研究范式，這就是所謂的“葛蘭西轉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眾文化與“葛蘭西轉向”》一文中指出，霍爾等人把大眾文化作為一個權力與抵抗（“反權力”）的動態的斗爭過程，這就為亞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視野。面對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兩難，霍爾選擇了轉向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尋求“妥協的均勢”，以擺脫一種“非此即彼”的邏輯。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間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對青年亞文化研究進行系統的批判與反思，他認為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經從傳統的功能主義轉向了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強調歷史時空的重要性。亞文化的這種雜交性使研究者們開始反思早期的經驗主義式的通俗文化觀的局限性所在，霍爾富有創建性地提出新葛蘭西的霸權理論結合，認為亞文化表征的是一種意識形態。他曾指出，葛蘭西霸權理論為建構和抗拒權力提供了諸多便利。“霸權”是主導階級統治的權力贏得它所征服的從屬階級人們贊同其統治的方式，這種文化霸權是通過一種內在于社會思想中的經驗和意識動態協商而獲得共識的一個過程。葛蘭西擴展了阿爾都塞把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整體效應的觀點，他認為個人和群體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從而對強加的外來文化進行挑戰?；魻栒J為，“是葛蘭西第一次把文化問題，尤其是大眾文化，放在權力實踐的核心”這里所涉及的權力，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權力?！秲x式抵抗：戰后英國青年亞文化研究》這部論文集是CCCS成員從事亞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體亮相，并為伯明翰學派提供了一種理論模式，是最能代表霍爾等人“葛蘭西”轉向的著作?；魻柕热嗽陂_篇的《亞文化、文化和階級》一文中對亞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資產階級反文化和工人階級亞文化之間的區別加以闡述，強調亞文化鮮明的階級屬性。按照該書的分析，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國則被描述為階級兩極分化、霸權受到多方挑戰的時期。伯明翰學派認為亞文化不總公開與主導文化發生對抗與沖突的，二者時而共存，時而又發生斗爭?！秲x式抵抗》就是從占據統治地位的主導文化與從屬文化之間的協商中對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進行探討的，這顯然是受到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的影響。

（四）“后起之秀”：亞文化研究轉向的“先鋒”

CCCS的成立標志著文化研究進入學院體制化階段。作為“后學科”文化研究的發源地，CCCS并未滿足于在教育機構中從事知識生產，而是將其與社會緊密聯系起來，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研討小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學模式。研討小組通常是6～8人為一小組，小組在成立前需要針對其關注的問題進行選題的論證和研究規劃，提出具體的研究方法，通過論證之后才可以進行具體的研究。如關注女權的“婦女研究小組”（Women’sStudiesGroup），關注黑人搶劫傷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搶劫傷人研究小組”（MuggingGroup）都是在這種工作坊的模式下運行的。正是這種自主、開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羅•威利斯、安吉拉•麥克羅比、吉爾羅伊等。他們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嚴格學術訓練，同時發揮其自身的主動性，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了霍爾等前輩的成就。這些昔日的CCCS學生逐漸成長為伯明翰學派的中堅力量，在亞文化研究的轉向中發揮著先鋒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將之一。他成長于一個英國工人階級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學跟隨霍爾攻讀碩士學位。1974年，他的碩士論文《摩登的風格》（TheStyleoftheMods）對摩登族的亞文化風格進行考察，此后他持續地保持著對亞文化的關注。于1978年出版的《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亞文化研究中的地位，這部著作也成為亞文化研究的經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斷重印發行。在書中，赫伯迪格在亞文化研究方面的創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來。他將霍爾所倡導的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與結構主義的符號學方法相結合，把青年亞文化置于文化霸權的場域中加以闡釋，他認為亞文化是青年為了抵抗主導階級的一種象征性文化符號。赫伯迪格的《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充分地顯示出了結構主義對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的影響。如果說赫伯迪格的亞文化研究體現的是結構主義的影響，那么保羅•威利斯的亞文化研究則更多地是體現了文化主義的影響。威利斯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他1972年在CCCS獲得博士學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該中心從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稱，是《民族志》期刊的創始人兼高級編輯，現在仍然從事著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是對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的青年群體“混小子”進行民族志的調查。在《學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爾等人的階級分析模式，更加強調個體的自主性在階級分析中的作用。他繼承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注重階級意識的分析以及“工人階級的異質性”。詹姆遜曾對該書給予了極高的贊譽，他指出《學做工》是“新文化社會學領域里的經典著作，……（它）把傳統的人類學領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領域貫穿起來”。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漸模糊了階級之間的區別，而更多的是將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費領域的符號性分析上。這一研究方向的轉變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同時他在書中提出了“類群美學”（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麥克羅比是伯明翰學派“性別”轉向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她因不滿伯明翰學派內部男權為主導的話語模式，力圖為女性爭取話語權。麥克羅比等人發起成立了“婦女研究小組”，但是她們的研究工作并沒有受到以男性為主要組成部分的CCCS的重視，這些男性研究者多數采取的是不合作態度，同時小組內部也因為成員之間的意見分歧、女性亞文化研究的相關資料缺乏、沒有現成的理論可以借鑒等問題進展一度非常緩慢。但是，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婦女研究小組逐漸從阿爾都塞的“社會型構”（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論支撐，女性亞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們認識到，婦女研究不僅僅是從政治上認識其被“拋棄”，更應該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進行研究。

三、權力在青年亞文化研究中的滲透及運作方式

文化論文范文8

（一）民辦高職院校校園文化最主要特點集

中于“民辦”“職業性”與“一切以學生為中心”民辦高職院校校園文化是在民辦高職院校特定環境下，以高職學生為主體，以學生課外文化活動為主要內容，以校園建設為主要空間，涵蓋高職院校領導和教職員工，以校園精神為主要特征的一種群體文化。它作為社會文化的一種“亞文化”，是社會文化作用于學生的“中介”，也是民辦高職院校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根基和不竭動力，是學校的精神和靈魂。民辦高職院校應市場需求而生，學生高考分數較低，動手能力強于動腦能力，且學校需自籌辦學經費，其生存與發展和生源密切相關，受就業市場的影響程度遠遠高于公辦高職院校，但同樣也受到教育主管部門的管轄，承擔大學的育人職責。因此民辦高職院校的校園文化既有公辦院校校園文化的基礎和優勢，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民辦高職院校校園文化最主要的特點都集中于“民辦”“職業性”與“一切以學生為中心”。

（二）新媒體在民辦高職院校中可以發揮獨特功能

新媒體所提供的海量的資源、開放的環境、即時多樣化的互動方式，都深受高校師生喜愛與追捧，新媒體環境下的高校校園文化建設呈現出多樣性、自主性、動態性和交互性等新的特點。在民辦高職校園文化建設過程中，新媒體可以發揮獨特功能。第一，新媒體可以在不花錢的基礎上拓展校園文化載體。新媒體改變了傳統的文體活動、社會實踐和理論學習的形式，可以增加更新潮實用的溝通方式，例如微博、微信、QQ、校園貼吧、論壇、校長信箱等，實現師生之間更為平等、廣泛、深入、實時的交流。第二，新媒體可以促進校園文化內容的創新。高校師生可以通過新媒體同時承擔信息的者與接受者的雙重角色，尤其是對于民辦高職院校的學生來說，這是一個沒有歧視的空間，可以盡情展示自己的個性與才華，并通過別人的評價與交流，刺激自己的創作靈感，有利于形成原創的、創新的校園文化內容。第三，新媒體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它把課堂上的枯燥理論轉化為大學生喜聞樂見的媒體內容，把課堂授課轉化為平等的互動交流，把團體教學轉變為個性化教育，營造健康向上、活潑生動的校園文化氛圍，真正做到“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第四，新媒體有助于更快打造校園文化品牌。尤其是在民辦高職院校當中，新媒體是最便捷的傳播工具，能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效益，助推校企合作、形象宣傳、專業建設等的品牌成效顯著。

二、新媒體在民辦高職校園文化建設中的現狀與存在問題

為深入了解新媒體在民辦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中的現狀，我在武漢商貿職業學院開展了一次問卷調查。本次調查通過網絡共發出問卷169份，回收有效問卷169份，調查對象為武漢商貿職業學院在校的教職工與大一、大二、大三學生，范圍涉及全校各個學院與部門。

（一）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新媒體在民辦高職當中使用者眾多，但用于校園文化建設的利用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以武漢商貿職業學院為例，在校師生達1萬余人，目前，學校、學院、各級學生組織共開通新浪官方認證微博50多個，比較有名氣的主要有“@武漢商貿職業學院每日一拍”和“@青春商貿”，再加上學校大部分師生開通的個人微博，武漢商貿職業學院多級別、多層次的“微博矩陣”已經基本成型。隨后，“武漢商貿職業學院”微信平臺正式開通，由武漢商貿職業學院網絡中心負責運營，直接與學校10多個官方網站鏈接推送，自動更新。在武漢商貿職業學院使用頻率最高的新媒體依次是QQ、微博、微信、百度貼吧，使用者主要為35歲以下的師生群體，大部分為女性，使用時間集中于下午和晚上，平時上網最主要在于朋友聯絡和獲取或工作或學習事務通知，其次是獲取時事類新聞，以及體育娛樂信息。從信息獲取來源調查，校園內最新資訊主要還是來自于學校及學院各大網站、微博、身邊人的口頭描述、貼吧、學校新聞網等渠道，其中除人際傳播外，其他都可以由學?？刂菩畔⒃?。主流信息與文化可以由學校引導。73.37%的被訪者認為微博、微信、互聯網等新媒體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了便利，72.19%的受訪者認為新媒體可以很好地促進校園文化的建設，25.44%的受訪者也同意新媒體對校園文化建設的促進作用，85.8%的受訪者同意將校園文化建設的重點放在新媒體的運用上，86.39%的受訪者會關注學校、學院等下屬組織開通的官方網站和官方微博等。59.76%的受訪者表示，運用新媒體參與一些群體性的討論或是關注新媒體為載體的活動，更多的還是看信息群體是否能吸引他，36.09%的受訪者很愿意參加這種新媒體活動，53.25%的受訪者很樂意在新媒體平臺上但當校園文化的傳播者，只有4.73%的受訪者不太愿意，而42.01%的受訪者愿意視情況而定，至少對使用新媒體傳播校園文化并不抗拒。

（二）經過調查采訪發現，民辦高職院校在新媒體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新媒體內容更新不及時。在民辦高職中，新媒體平臺都已經基本建成，但是更新情況不容樂觀。已建好的網站與官方微博的內容更新具有隨意性，不能形成固定時間與固定人員，有時大量更新，有時卻一個星期也不見動靜，內容更新也缺乏新意，既不能體現本單位特色，又不能吸引更多關注，并未達到宣傳效果。二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聯動缺失。傳統媒體如校報、校園廣播、LED屏幕、各種宣傳櫥窗和校園電視，但是校報更新時間慢，廣播內容與宣傳櫥窗內容不能及時與新媒體內容保持一致基調，各自為政，不能發揮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聯動作用，宣傳效果大打折扣。三是缺乏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的引導。59.76%的受訪者表示，運用新媒體參與一些群體性的討論或是關注新媒體為載體的活動，更多的還是看信息群體是否能吸引他。從其他學校的情況來看，黨委書記和校長都有人人網、新浪微博的官方認證賬號，并固定時間與訪客互動，因而形成了固定的粉絲群與訪問量，并由于校友效應在不斷擴大影響力。而在我校，目前還沒有開通固定的校領導直接和師生對話的新媒體平臺。四是線上線下活動的聯動不及時。據調查顯示，只有15.98%的受訪者每天上網時間在2小時以下，大多數都是2-4小時，每天上網時長在5小時以上的占27.22%。很多在線上活躍的學生更多時間泡在網上，在現實生活中并不積極主動。而很多線上很熱門的文化活動都并沒有轉化為線下的實體活動，因此影響力大打折扣，文化品牌的塑造效應也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三、利用新媒體推進民辦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的對策

校園文化是學校個性品格和精神風貌的重要標志，是學校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媒體的風靡在民辦高職院校已經是大勢所趨，在激烈的生源市場競爭中，具有文化軟實力、能更好地展現自己的學校才能吸引到更多更優質的學生加入。如何利用新媒體來推進民辦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已經是熱門課題。我主要結合武漢商貿職業學院的實際情況，提出幾條有效途徑。

（一）開發建設各種新媒體平臺，整合校園新媒體資源

2012年以來，我國新媒體的發展呈現出新的態勢，微信融合了手機與QQ通訊的雙重優勢，呈爆發式增長，微博成為表達民意、反映輿情的重要渠道，3G網絡和智能手機使移動化發展態勢突出，“人隨網走”已經發展成為“網隨人走”。各學院、各部門都應該有屬于自己的官方網站、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再自建校園社區與交流平臺，建立屬于自己校園的即時通信工具，開發相關APP，如此，所有的官方微博、微信、網站齊聚校園社區與交流平臺，師生可以用最少流量、最少時間獲得最多信息，極大地方便了師生，也最快地展現了自己的文化。

（二）內容建設必須以學生為本,突出體現時代特色

根據調查結果，在民辦高職院校中，新媒體的使用者以大專學生為主，不管是從“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角度來說，還是從校園文化建設主體來說，或者是新媒體特點來說，利用新媒體來促進民辦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就必須堅持一切以學生為中心的原則。校園文化建設與新媒體傳播的內容必須注重學生的主體性,從學生成長成才的角度出發,、傳播學生易于接受的信息。民辦高職院校學生動手能力較強、家境較為寬松、形象思維能力強于邏輯思維能力、自制力較差、自卑心理比較嚴重等特點具有普遍性。因此,在校園文化的建設中,都要弘揚主流文化,更注重關心學生、尊重學生,發掘學生身上的閃光點，樹立榜樣典型，及時溝通與發現學生的各種需求，以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傳播正能量，鼓勵學生積極進取。官方微博可及時公布校史館、圖書館等建設狀況和使用方式，生動展現學校建筑風貌、校園美景，傳遞辦學歷史和人文情懷，激發師生校友對母校的熱愛之情。通過微信公共平臺，開展推薦經典書目等學習欄目，提倡健康心理、勵志向上的和諧校園生活。共青團微博客通過校園活動、晚會現場直播等，注重內容深度，傳遞出獨具特色的現場感，加強師生與學校的存在感、參與感和親近感。

（三）促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聯動建設

目前，校園網上已經可以鏈接學校官方微博和微信，但也只局限于一個微博和微信，而聯動的方式不能僅僅是微博和微信單純地復制校園網的鏈接，微博、微信平臺應該將報紙、校園網、人文講壇、主題活動等內容進行凝練與集納。各種媒體產品可以靈活組合，各媒體內容可以更加方便地實現相互嵌入與聯動。

（四）促進線上與線下聯動的渠道聯動

一方面，以微博等新媒體為線上支持，對魅力人文講座、各種專業競賽、各類藝術節、文藝演出、社團活動等線下活動進行直播，并在現場建立“微博墻”，實現時時互動交流；另一方面，將學校舉辦的一些活動，例如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論文征集、黨員先鋒工程活動、專業介紹等進行微博、微信宣傳，將內容轉化成微博、微信語言，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提升知名度，也是促進線上線下活動的有力舉措。

（五）塑造校園意見領袖，實現無障礙溝通

要積極參與新媒體建設，除了構建學校官方、共青團體系、學生會、社團等組織的平臺，如微博、微信、QQ空間、虛擬工作室等體系之外，最重要也最有影響力的一些天然意見領袖也應該成立自己的媒體平臺，如校黨委書記、校長、院長、黨總支書記、學科帶頭人、專業帶頭人、知名教授、輔導員、班主任等，學校應該設計一個自己的平臺，整合這些意見領袖的媒體平臺，集中管理，形成宣傳合力，才能構建全方位、立體型的文化渲染平臺。

（六）發揮師生的主觀能動性，組建新媒體文化建設工作的專門隊伍

人才是利用新媒體推動校園文化建設的關鍵要素，新媒體的建設既需要管理與技術人才，又需要寫作人才。首先必須組建一支由精兵強將組成的網絡文化建設的專門隊伍，輔之以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辦法，保證隊伍的穩定性與先進性，能夠加強各部門和學院間的協調有序的工作。同時，必須提高指導教師的水平，及時開展業務工作培訓，根據新情況新任務隨時召開專題研討，以提高工作隊伍的綜合素質和業務能力。在網絡條件下，大學生一改以往的單一被動形象，既是校園文化建設中受教育者，同時又成為校園文化建設中的建設者。因此，要不斷吸收有能力、肯奉獻的學生加入網絡文化建設隊伍，定期組織專業思想理論與業務培訓，不斷提高學生的思想水平與業務能力，保證學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提高拒腐防變能力，快速成長成才。

四、總結